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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喆与丁京京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10-06 10:24发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京民终7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喆,男,197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洪青,北京融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京京,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危羿霖,北京紫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安庆,北京紫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曲喆因与被上诉人丁京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9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喆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洪青,被上诉人丁京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安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曲喆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丁京京提交的股票证书复印件证据经过公证故予以采纳为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条第(五)项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本案中丁京京提交的公证书并没有证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这一事实。二、即使股票证书原件确实存在,根据股票证书载明的内容,转让人必须将正确背书的股票证书交付受让人方生效,此与丁京京一审提供,一审判决亦采纳的《加利福尼亚公司法》416(a)规定“公司股份的每个持有人均有权获得股票证书”相互印证。另,完整的表述应为“交出正式背书的股权证”,现丁京京自认没有填写背书、没有交付股票证书更加证明股票证书无效。三、一审判决漏查了丁京京不是股票证书有权签署人的关键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丁京京于2017年9月25日为涉案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向曲喆签发股票证书系认定错误。四、曲喆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丁京京提交股票证书复印件系伪造。五、股票证书(复印件)是编造的。六、一审判决法律依据错误。七、一审判决严重超越双方协议约定、擅自进行解释。八、一审判决选择性的适用《加利福尼亚公司法》416(a)规定。

丁京京辩称,一、曲喆主张12号股票证书未经签署的上诉事实不成立。LAKUNGFU美国公司(以下简称辣公府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向曲喆签发的股权比例9%的12号股票证书及保管副本客观真实存在,且经过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证员公证,丁京京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带有公证钢印的12号股票证书及保管副本的公证原件,由一审法院予以核实,且一审法院还结合了股东会记录等一系列证据才对丁京京提交的12号股票证书及保管副本证据予以采纳。二、曲喆主张一审法院对曲喆是否取得股东资格的准据法适用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一审法院已准确区分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和股东资格取得两部分法律关系,分别适用准据法,认定曲喆已成为辣公府公司股东,曲喆请求解除《股票转让协议》不符合约定和法定情形,一审判决驳回曲喆的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三、丁京京未陈述辣公府公司于2019年6月注销,陈述的是当时正在进行注销程序,所有股东的股票证书原件均已提交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登记机构,故无法提供原件;正是基于原件被收回,故丁京京对辣公府公司所有股东持有的股票证书进行了公证,辣公府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向曲喆签发的股权比例9%的12号股票证书及保管副本客观真实存在。因辣公府公司的股东均在国内,主要由丁京京本人定期前往美国了解辣公府公司餐厅的经营情况,故当初所有股东均同意股票证书由丁京京和另一股东王虔保管,该保管事实并不影响股东身份的认定和权利的行使,在签发股票证书后,各股东的持股股份会在股东群里告知,股东当面开会时也都知悉各自持有的股份比例情况,曲喆对上述事实完全知情。四、辣公府公司于2017年3月1日成立,丁京京自成立时就是辣公府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有权签署股票证书。五、靳微与丁京京聊天时,双方讨论的股份纸并没特指本案股份纸,仅是口头用语;而且曲喆2020年4月20日才提起诉讼,曲喆所称丁京京为应诉在2018年6月伪造股份纸自相矛盾。六、无论是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均建立在合同正在履行、权利义务尚未终止的基础上,现《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曲喆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丁京京已将股权转让给曲喆,曲喆已经以股东身份参与辣公府公司经营管理并进行出资,《股权转让协议》已不存在合同解除的基础。

曲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起诉状送达丁京京之日起解除;2.判令丁京京返还曲喆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5000元;3.判令丁京京支付曲喆利息(以人民币7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判令丁京京赔偿损失2716.8美元;5.判令丁京京赔偿律师费人民币1万元;6.案件受理费由丁京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7年9月3日,靳微(受让方)与丁京京(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丁京京在辣公府公司合法拥有35%股权,现将该公司2%股权转让给靳微,且转让要求已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靳微同意受让丁京京在辣公府公司持有的2%的股权,包括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2.2%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75000元,在本协议签订后的10日内付清;3.丁京京在收到股权转让款项当日,向靳微开出该转让金的书面收据文件。收到认购款项后的六十日内,即开始向公司的注册管理机构提交变更申请,并承诺于九十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丁京京承诺:已完全履行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本协议签署后至全部出让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靳微虽未经工商登记取得出让股权,但丁京京允诺在此期间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应征求靳微的意见。本协议签署后至全部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丁京京不得就公司利润进行分配,与公司利益有关的重大事项和为公司设定债务或增加公司负担的,必须经靳微同意方可进行,且不得有损害公司利益的任何行为。丁京京保证其主体资质、对于向靳微转让股权、进行股权变更等相关手续,必须同时满足中国和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5.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靳微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必要时,丁京京应协助靳微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丁京京名义签署相关文件。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靳微按其所持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6.丁京京向靳微转让本协议所涉及股份的有效性及本协议的履行,非因下列原因外,不得提前终止或解除,但丁京京应当于3日内返还靳微已交付的全部认购款项:(1)提前达到经营目的或预期目的的,(2)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提前终止的,(3)企业倒闭或无法继续经营的;7.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作的约定、声明或承诺,致使另一方遭受任何损失,守约方均可随时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的所有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调查费、差旅费等追偿所支付的费用。若因丁京京原因致使本合同计划无法执行,造成重大损失时,由丁京京承担全部责任,并退还靳微认购的全额股金;8.本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本协议之任何内容与法律、法规冲突,则应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9.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签署当日,丁京京需向靳微提供公司股东会的批准材料并加盖公司章,以此证明丁京京在公司原有持股股份情况以及转让其股权的要求已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合同尾部由靳微、丁京京签字确认。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曲喆为股权实际受让人,靳微受曲喆委托签订协议。

2017年9月21日,曲喆向丁京京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5万元。

2017年9月25日,辣公府公司向曲喆签发第12号股票证书,载明:曲喆享有公司9%的已足额付讫的非应税股票。

双方当事人确认:曲喆此后分别向辣公府公司出资320美元、1472美元、720美元,合计出资2512美元。

2018年4月9日,王虔分别向曲喆、朱志远、魏佳、陈彦、葛新颖等人发送“2018年2月会议记录”,载明出席会议人员为:丁京京、王虔、曲喆、靳微、王娜等,会议商定内容包括:1.全体股东对丁京京退出问题无异议,2.全体股东对于股份比例变更方式及方法确认,3.LAKUNGFU5(以下简称辣公府5号店)无法就其店面的后续经营事宜与辣公府公司达成一致并签署相关协议,因此,辣公府5号店的相关具体经营由其自行负责,辣公府公司已停止对其进行店面管理……共计6项事宜。

2018年4月9日,王虔向曲喆、陈彦、葛新颖等人发送“LAKUNGFU5号店事件报告单”,报告辣公府5号店于2018年2月24日事件发生情况,并“请各位股东两日内以邮件形式回复处理意见”。2018年4月10日,曲喆向王虔、朱志远、陈彦、葛新颖等发送邮件,回复“辣公府公司事件报告单”,内容为:“鉴于原始邮件关于事件的描述带有明显的诱导性及个别股东倾向性的言论,我建议就此事及五号店筹建以来发生的各种问题召开全体股东会议,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利于公司未来之发展壮大”。

2018年6月13日,王虔分别向曲喆、魏佳、陈彦、葛新颖等人发送“2018年6月股东会召开通知”,内容为:“尊敬的各位股东,兹定于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晚上7:00—10:00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路甲2号(中国红街1号楼13层会议室),召开辣公府公司第一期股东会会议,进行相关前期工作总结与后续工作开展计划,敬请各位股东准时出席”。

2018年6月18日,王虔分别向丁京京、曲喆、魏佳、陈彦、葛新颖等人发送“会议记录2018年6月14日”,会议记录载明曲喆、张岩未出席会议。会议商定内容载明:“1.自2018年6月后,由超过公司51%股权的股东或是公司股东会决定决议的任何融资计划,在正式通知股东后逾期不执行的,将按照比例稀释其股份……”

2018年8月7日,王虔分别向曲喆、朱志远、魏佳、陈彦、葛新颖、张岩、丁京京等人发送主题为“2018年7月工作简报”的邮件,并标明:“请各位股东阅读了解,如有疑问或建议,请发于交流群中大家讨论”。工作简报载明:“已对5号店进行既定巡视工作……9号店手续交接未完成”,该简报尾部载明“辣公府公司CEO及运营团队负责人王虔”。

2018年9月5日,王虔向曲喆邮箱发送名称为“2018年曲喆入资通知”的邮件,题目为辣公府公司,内容为:“尊敬的股东曲喆先生,基于本公司2018年2月及2018年6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超过51%股权的股东表决……望您于2018年9月8日前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您的入资款如期汇入公司账户”。落款为“辣公府公司”。

一审法院另查:辣公府公司系在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普通股份公司。丁京京为总裁、首席执行官。案件审理过程中,丁京京称辣公府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曲喆与丁京京因辣公府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发生的争议,而辣公府公司登记地为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本案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准据法的适用,本案系受让人曲喆以未取得股权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股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涉及到转让合同本身及股东资格取得两部分法律关系的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此,本案应当区分股权转让合同本身、股东资格取得分别确定准据法。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相关的争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案件审理过程中,曲喆与丁京京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对于曲喆是否取得股东资格的判断,应当适用辣公府公司登记地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本案中,曲喆与丁京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曲喆以未成为辣公府公司股东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款项,丁京京辩称其已完成股权转让义务。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曲喆要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情形。对此,一审法院分析意见如下:

第一,曲喆已经成为辣公府公司股东。《加利福尼亚公司法》416(a)规定:“公司股份的每个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以公司名义签署的证书,该证书可由董事会主席或副主席或总裁或副总裁连同首席财务官或助理财务主管或秘书或任何助理秘书联合签署,证明股份持有人所拥有的股权数量以及股份的类别或系列名称。证书上的任何或所有签名可以采用传真形式”。本案中,丁京京于2017年9月25日作为辣公府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向曲喆签发股票证书,证明曲喆依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取得辣公府公司股东资格。而此后曲喆参加辣公府公司股东会、对公司经营作为股东发表意见、并依据享有股权比例分三次向公司出资的行为,表明其已行使相应股东权利,佐证其取得股东资格。曲喆称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不知情、未召开股东会,但事后其参与股东会议,其他股东未对其资格提出异议,故在公司已经认可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前述情形亦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

第二,曲喆要求依据约定解除合同的请求不能成立。曲喆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丁京京向其转让股份的有效性及协议的履行,因企业倒闭或无法继续经营时可以解除。现辣公府公司正在注销,故其依约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曲喆支付股权转让款、丁京京依约转让2%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所涉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曲喆于2017年成为股东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注销情形。合同履行完毕后,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无适用的可能。因此,即使出现合同字面体现的解约情节,但因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曲喆无权依据约定要求解除合同。

第三,曲喆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法定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前所述,曲喆缔约的目的旨在取得辣公府公司股东资格。现一审法院已认定曲喆依约取得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关于丁京京是否实际缴纳出资,不构成曲喆解除合同的事由,故其无权要求解除合同。

鉴于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曲喆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的请求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确认合同解除,并依据合同解除要求丁京京返还股权转让款、支付利息、赔偿损失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曲喆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

曲喆提交了股权证书新的翻译文本,认为应翻译为“股权转让只能由上述股份持有人亲自或者正式授权代理人办理,交出正式背书的股权证”,并认为与美国法律表述“公司的每个股权持有人均有权获得股票证书”相互印证。

丁京京认为此翻译文本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否认证明目的和关联性。

本院认为,出示或交出均是surrender的中文翻译,本院予以采用。

曲喆二审开庭后又提交如下书面材料:

1.中国联通业务登记单;2.缴费记录;3.靳微与丁京京微信聊天记录;4.中国移动业务受理单;5.曲喆与丁京京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一审提交以手机号码186XXXXXXXX注册登记的微信为靳微本人的微信,印证一审提交的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丁京京曾告诉靳微股票证书变更日期为2018年3月,2018年6月丁京京和律师Frankin(Frank)都没有签发给曲喆股票证书,Frankin(Frank)为丁京京的移民律师,是丁京京的利益关系人,故股票证书复印件为伪造。

6.《合作协议》。证明:曲喆受赠的辣公府公司5%为收益,不是辣公府公司的股份,转让股份不是9%。

丁京京在庭后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称,认可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否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其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否认证明目的。认为该《合作协议》恰好证明了曲喆持有辣公府公司9%股权的来源,陈一周转让2%,丁京京转让2%,赠予5%,虽然《合作协议》约定是辣公府公司赠予辣公府5号店5%股份收益,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就是赠予曲喆5%股权。

本院认为,曲喆在本案二审开庭后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均系对于一审提交微信证据的形式补强,本院认可真实性、关联性。

靳微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1日上午9:59,靳微:“丁,那个frank给我们2018年3月份变得股份纸,你的发我日期啊”。丁京京:“我下午回去找一下。我忘了”。靳微:“嗯,我估计就是我的提醒你一下”。上述聊天记录并未显示丁京京告知靳微股份纸变更时间。

案涉当事人均认可的签署于2017年5月21日的《合作协议》载明:甲方:LAKUNGFU5(辣公府5号店),乙方:LAKUNGFU(辣公府公司)。甲乙双方就双方在美联合经营餐馆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特订立本协议,以期共同遵守执行。1.甲方有赴美开设餐馆的意愿和经济能力,且所投入的资金均属其个人的合法所得。根据双方商议,甲方位于美国洛杉矶969SGlendoraAveWest开设的餐厅,双方进行经营合作,由乙方负责经营管理,具体经营规定应在开业前双方另行协商,以书面文件为准,乙方照此执行。2.基于双方的实际合作情况,乙方将其所属的辣公府公司5%的股份收益赠予甲方。乙方赠予甲方的5%股份收益,指乙方的辣公府公司经营所有合法业务所得,在扣除经营成本外所剩余全部利润的5%。乙方的辣公府公司的合法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其自身及协助任意第三方经营餐饮业务所得、第三方加盟乙方品牌所得、乙方其自身品牌或知识产权经营所得,以及乙方经营的其他合法业务。乙方赠予甲方的是辣公府公司股份5%的收益,不是公司股份。3.乙方赠予甲方辣公府公司5%的股份收益,时间为五年,自辣公府公司第一笔营业收入为准,辣公府5号店的营业收入不作为计算标准。自辣公府公司第一笔营业收入后起算赠予5%股份收益时,双方应以正式书面文件确认。4.鉴于双方的实际合作情况,自乙方赠予甲方5%的股份收益的5年时间内,乙方承诺,甲方可以按照乙方公司当时实际的资产情况认购乙方5%的股份,具体认购的价格由双方商议决定。乙方承诺,甲方认购的股份价格不会高于任意第三方。5.在乙方赠予甲方5%的股份收益期间,甲方拥有对辣公府公司业务及财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碍甲方行使相关的权力。6.甲方位于美国洛杉矶开设的餐厅,双方进行经营合作,具体的经营合作与管理细节,双方应当在餐厅正式开业前商议确定,并签署相关的正式书面文件。签署相关的正式书面文件后,乙方对甲方开设的餐厅进行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权为3年。7.甲方位于美国洛杉矶开设的餐厅,在甲方收回总投资成本以前,乙方享有30%的收益(在扣除投资及经营成本后视为收益)。在甲方收回总投资成本以后,乙方享有30%的股份。具体成本及收益的计算标准和方法,双方应当另行商议,达成一致后签署正式的书面文件。在未签署正式的书面文件前,乙方不享有甲方餐厅任何股份和收益。8.双方任意一方,均不得将本协议内容以任何形式告知第三方。9.甲方餐馆的开立、股份划分、经营等事宜依照美国法律规定进行。10.本协议的有效期为:乙方赠予甲方的5%股份收益届满之时(5年)。11.双方就本协议商定的合作内容,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给第三方。12.本协议涉及的其他文件及相关未尽事宜,双方应当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双方签署的其他协议与本协议表述内容不同的,以本协议表述内容为准。13.本协议经由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补充、变更、或终止。14.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双方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向乙方所在地的司法机构提起诉讼。15.本协议经由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曲喆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除了认为其未收到股票证书及其未以股东身份参加会议、丁京京担任总裁执行官的时间存疑外,其他事实不持异议。丁京京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

二审庭审中,曲喆称股东会通知“对方可能是以邮件形式发送,我一般不看邮箱,所以我无法确认”。曲喆称辣公府5号店和辣公府公司是“合作的关系,5号店是我去美国开的一家餐厅,我不懂餐饮,丁京京在国内从事相关的餐饮行业,我和丁京京合作,其对餐厅进行经营管理,但是经营权是我的,算是我加盟他们。辣公府公司从1-9,我的是5号店,管理是对方,我交给他们管理费”“当时我们和辣公府公司相当于是互占股权,我从5号店利润给他们30%,他们从利润中拿5%,还让我买其公司4%的股权,我认为这个事情有风险,所以给我一个保证,保证公司可以挣钱,可以设置一个条款,如果公司最终干不下去了,可以把入资的钱退给我。也就是两个公司互相持有对方的利润股”。

丁京京称,辣公府公司于2017年3月1日成立,丁京京自成立时就是辣公府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有权签署股票证书。2020年4月22日,丁京京作为证人参加一审庭审,其称:根据美国当地法律法规,我们出具的股份纸是由公司签署股东证明书,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了登记。给曲喆的股份凭证的时间是2018年春节之前,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股份凭证原件因公司处于注销流程,提交了当地管理部门,已经注销了4、5个月了。

本院认为,案涉争议包括股权转让关系与股东资格取得关系,一审法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适用我国法律认定股权转让争议,根据目标公司辣公府公司登记地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认定股东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曲喆上诉称一审法院采纳公证、认证文件为股票纸的复印件,采信证据错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并非单独适用经公证、认证的股票纸复印件作为唯一证据,而是结合本案其他事实进行的认定。尽管曲喆称股东会通知“对方可能是以邮件形式发送,我一般不看邮箱,所以我无法确认”,但是根据往来邮件内容,证实曲喆参与了目标公司的经营;此外,《股权转让协议》约定:5.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靳微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必要时,丁京京应协助靳微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丁京京名义签署相关文件。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靳微按其所持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9.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于2017年9月3日,邮件往来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签署日曲喆(靳微)即享有股东权利义务的约定内容一致。曲喆二审新提交的2017年5月21日辣公府5号店和辣公府公司的《合作协议》以及曲喆本人陈述进一步证明此点,曲喆本人陈述因其不懂餐饮故与丁京京合作,其加盟辣公府公司,由丁京京对餐厅进行经营管理,曲喆从辣公府5号店利润给辣公府公司30%,“他们从利润中拿5%,还让我买其公司4%的股权”,显然辣公府5号店和辣公府公司的经营是密切联系的,曲喆称只是讨论辣公府5号店的经营,显然与事实不符。

关于曲喆“没有交付股票证书更加证明股票证书无效”的诉称,本院认为,目标公司辣公府公司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设立的普通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不涉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其他股东的知情与否不影响曲喆股东资格的取得;另,根据《加利福尼亚公司法》416(a)规定,“公司股份的每个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以公司名义签署的证书”,该证书是股东向公司主张权利的外观证明,但并不能反向推导出未获该证书即不是公司股东;在辣公府公司向曲喆发送数次股东会召开通知,通报有关公司管理事宜的情况下,证实辣公府公司认可曲喆的股东资格。

综上所述,曲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84元,由曲喆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春梅

审判员  夏林林

审判员  甘 琳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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