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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运兴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10-06 10:20发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高民(商)终字第10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长运兴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甲616号305室。

法定代表人苏晖,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建伟,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知春路76号翠宫饭店15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巍,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伟,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5号德胜尚城E座。

法定代表人吴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贻祥,北京市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红利,北京市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长运兴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兴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集团公司)、原审第三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商)初字第10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刘春梅担任审判长、法官王肃、张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书记员闫妍担任法庭记录。本院于2015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运兴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建伟、首创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巍、王伟、首创证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贻祥、张红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长运兴安公司在一审起诉称: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签订《抵债协议书》一份,约定其将享有的协议书项下债权本金108730000元及相应利息抵偿给长运兴安公司。此后,在首创集团公司的安排下,首创集团公司、长运兴安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抵债协议书》一份,约定长运兴安公司自愿将其债权本金108730000元及相应利息抵偿给首创集团公司,抵债后,长运兴安公司欠首创集团公司的其他债务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为此,长运兴安公司多次要求与首创集团公司对账确认,但首创集团公司均不予理会。由此可见,长运兴安公司、首创集团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中所抵偿的债务为虚构的,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长运兴安公司2013年前的财务、经营管理均由首创证券公司控制,《抵债协议书》上加盖印章并非长运兴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上述《抵债协议书》中约定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并非长运兴安公司所有,相应债权债务并不真实,该协议书系首创集团公司与其关联公司做账所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协议书的签订严重侵害了长运兴安公司的合法权益。长运兴安公司请求法院判定其与首创集团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无效,判令首创集团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2年11月10日,长运兴安公司(甲方)与首创证券公司(乙方)签订《抵债协议书》一份,约定:一、乙方自愿将其债权本金108730000元及利息(见附件:抵债资产明细表)抵偿给甲方。二、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有权向抵债资产明细表项下债务人要求清偿借款本息。乙方应通知抵债资产明细表项下债务人向甲方履行清偿借款本息义务。三、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四、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各执一份。本协议书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该《抵债协议书》甲方、乙方处分别加盖了长运兴安公司、首创证券公司公章,附件《抵偿资产明细表》列明了首创证券公司(出借人)对北京栢裕投资有限公司(借款人,以下简称栢裕投资公司)、北京威虎网络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以下简称威虎网络公司)、北京兆基恒业科贸有限公司(借款人,以下简称兆基恒业公司)等的18笔借款所形成的债权本息金额。

2012年11月20日,首创集团公司(甲方)与长运兴安公司(乙方)签订《抵债协议书》一份,约定:一、乙方自愿将其债权本金108730000元及利息(见附件:抵债资产明细表)抵偿给甲方。抵债后,乙方欠甲方的其他债务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二、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有权向抵债资产明细表项下债务人要求清偿借款本息。乙方应通知抵债资产明细表项下债务人向甲方履行清偿借款本息义务。三、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四、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各执一份。本协议书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该《抵债协议书》甲方、乙方处分别加盖了首创集团公司、长运兴安公司公章,附件《抵债资产明细表》列明了首创证券公司(出借人)对栢裕投资公司(借款人)、威虎网络公司(借款人)、兆基恒业公司(借款人)等的18笔借款所形成的债权本息金额。

2013年9月20日,长运兴安公司向兆基恒业公司发送《通知》一份,载明:兆基恒业公司:2013年1月30日,我公司向贵公司发出《抵债通知书》一份,通知我公司对贵公司享有的本金0.21亿元人民币及利息债权抵偿给首创集团公司。我公司已声明撤销该债权转让并确认转让债权行为无效,故再次向贵公司发出通知:撤销我公司向贵公司发出的《抵债通知书》,我公司对贵公司仍享有债权本金0.21亿元人民币及利息,请贵公司勿向首创集团公司履行债务。该《通知》加盖了长运兴安公司公章,长运兴安公司认可《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

另查明:2013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向苏晖作出证监访复字第(2013)200110号复函,载明:一、首创证券作为“湘潭电化”的保荐人,其控制的北京长运在“湘潭电化”公开发行上市前入股……二、……次日,北京长运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所持的837万股“S前锋”股权协议转让给世纪华苑。上述两家公司均为首创证券所控制,交易并未引起该部分股权实际控制人的变更……。该复函加盖了中国证监会人民来信来访专用章,首创集团公司、首创证券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亦认可其真实性。

一审庭审中,首创证券公司确认其与长运兴安公司2012年11月10日签订《抵债协议书》时,《抵债协议书》所附《抵债资产明细表》抵偿其欠付长运兴安公司的债务金额为本金108730000元及以年利率8%为标准计算的利息,利息计算期间为其与相关债务人之间的借款协议成立之日至2012年7月31日。首创集团公司确认其与长运兴安公司2012年11月20日签订《抵债协议书》时,《抵债协议书》所附《抵债资产明细表》抵偿长运兴安公司欠付的债务金额为本金108730000元及以年利率8%为标准计算的利息,利息计算期间为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关债务人之间的借款协议成立之日至2012年9月30日。

一审庭审中,首创集团公司称其已依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的约定,在朝阳法院向《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兆基恒业公司、栢裕投资公司提起八件诉讼,案由均为企业借贷纠纷,目前上述案件均已中止审理。就《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的其他债务人,首创集团公司尚未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依据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的约定,长运兴安公司将其从首创证券公司处受让的十八笔债权转让给首创集团公司,以抵偿其欠付首创集团公司的债务。长运兴安公司称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协议书》附件《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其亦未从首创证券公司处受让上述债权,但2012年11月10日、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均已加盖长运兴安公司公章,长运兴安公司认可印章真实性,亦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且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抵债协议书》的效力,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长运兴安公司称其自成立后至2013年均由首创证券公司以合同形式实际控制,在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且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长运兴安公司称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损害其合法权益,但根据首创证券公司、首创集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意见,长运兴安公司从首创证券公司处受让债权时抵偿的债务金额,小于其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首创集团公司时抵偿的债务金额,故其该项诉讼主张并不成立。长运兴安公司称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系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且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长运兴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长运兴安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关于法律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和疏漏,应予改判。

1、长运兴安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提交工商登记材料、中国证监会的复函等证据材料证明在本案所涉两份《抵债协议书》签署时长运兴安公司是在首创证券公司的实际控制下,同时首创集团公司提供的支票存根、收据等证据中“陈征、曾霞”等人的签字也能印证当时的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首创集团公司作为首创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又实际控制首创证券公司。因此,本案所涉两份《抵债协议书》的签署,其目的为:通过协议安排将原属于首创证券公司的大额债权资产在不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通过长运兴安公司这个平台装入首创集团公司的口袋,从而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一审庭审中,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极力否认在签署本案所涉两份《抵债协议书》时实际控制长运兴安公司,但又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同时对法庭要求核实“陈征、曾霞、孙丽、陈梅”等人员身份的问题,又以“调离”、“不清楚”等理由回避。而长运兴安公司为了查明事实情况,已书面申请法庭调查核实这些人员的身份,并申请上述人员出庭作证,但法庭又以这些人员身份不确定,无法调查核实为由未准许长运兴安公司的调查取证和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另,本案所涉两份《抵债协议书》的签署,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程序上均不符合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这类大型国有企业处置国有资产的规范要求。这两份《抵债协议书》既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授权委托人的签字,也没有任何权力机构的审批,包括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连最基本的经办人信息都以“不清楚”为由回避,不符国有企业处置过亿资产的相关程序。

2、本案所涉两份《抵债协议书》中记载的债权债务存在明显的不真实和效力问题,依法不能转让和抵销。两份《抵债协议书》中的债权来源具有同一性和不可分性,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的效力势必直接影响首创集团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的效力。但一审法院却回避《抵债协议书》中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以及抵债对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认定在抵债过程中长运兴安公司权益未受损,国家利益未受损。首先,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集团公司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中的全部债权源于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但根据首创证券公司工商年检报告、2007-2012年关于其他资产和其他负债的披露整理资料等证据显示,首创证券公司既不享有其在《抵债协议书》中记载的债权,也不负有对长运兴安公司的大额债务。首创证券公司作为证券公司,本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与管理,其财务制度、信息披露、公示公信力都明确要求其提供和披露的信息、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首创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其真实目的是掩盖《抵债协议书》有关对价支付的真实情况,无偿将其资产转移至首创集团公司手中,造成首创证券公司债权资产的流失,进而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此《抵债协议书》必然是无效的,基于该无效的《抵债协议书》而派生的首创集团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也当然无效。其次,在上述两份《抵债协议书》中记载的债权均未有债务人有关确认债权债务真实存在的相关证据,同时首创集团公司在朝阳法院的有关八件企业借贷诉讼也没有相关的判决认定,而且首创集团公司也仅是对《抵债协议书》中的部分债权进行了诉讼,剩余十笔企业借贷均未进入法律程序。由此可见,《抵债协议书》中的债权的真实性是存疑的。再次,在上述两份《抵债协议书》中记载的债权均为企业借贷产生的,而企业借贷明显违反《贷款通则》和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管理规定,存在违法和无效的法律后果,而违法和无效的债权应当属于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依据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权利。此外,一审法院仅以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在最后一次庭审中陈述的长运兴安公司从首创证券公司处受让债权时抵偿的债务金额小于其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首创集团公司时抵偿的债务金额为由,就认定长运兴安公司权益未受损,国家利益未受损,这显然是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其不予准许长运兴安公司调查取证申请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长运兴安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就涉案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举证,且相关证据已能证明长运兴安公司是在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的控制下签署的《抵债协议书》,《抵债协议书》中所列债权债务并不真实,首创证券公司和长运兴安公司之间的抵债行为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对价,但一审法院仍认为证据不足。对于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回避的关键问题,一审法院却未向首创集团公司和首创证券公司分配举证责任。同时,对于长运兴安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复函的依据”、“陈征、曾霞、孙丽、陈梅等人身份”的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均未予准许。而这些事实情况不调查清楚,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必然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依法支持长运兴安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首创集团公司在二审答辩称:

一、一审判决关于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之间不存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认定正确。

1、长运兴安公司关于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中国证监会复函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第一,长运兴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中国证监会的复函仅是中国证监会信访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则(试行)》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就苏晖举报内容对苏晖作出的答复,而不是中国证监会作出的正式行政决定;且中国证监会复函中的措辞如“经对举报材料进行研究”、“根据举报材料分析”、“举报材料显示”等也进一步证明了该复函仅是中国证监会对苏晖举报内容的解答,因此,该复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更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第二,中国证监会仅是行政单位,其无权对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之间是否存有控制关系作出效力性认定和裁决,故未经司法裁判机构认定前,该复函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2、长运兴安公司提出的关于首创集团公司提供的支票存根、收据等证据中“陈征、曾霞”等人的签字问题及身份核实问题的主张与事实不符。首先,由于长运兴安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北京巨鹏投资公司同时也是首创证券公司的第三大股东,且长运兴安公司与本案涉及的《抵债协议书》附表一列明的相关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刘曙光并交叉持股,而长运兴安公司又从事证券投资交易,所以,长运兴安公司的母公司北京巨鹏投资公司在长运兴安公司设立时借调其参股的首创证券公司人员,以长运兴安公司股东委派的方式指派前述人员到长运兴安公司工作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能证明首创证券公司因此对长运兴安公司实施了实际控制。第二,根据长运兴安公司章程的规定和长运兴安公司在一审中自认的事实,长运兴安公司的母公司北京巨鹏投资公司借调的首创证券公司人员均是经长运兴安公司股东会选举后到长运兴安公司任职的。首创集团公司提交的支票存根和加盖有长运兴安公司财务章的收据中显示的“陈征、曾霞”等人的签字是前述人员在为长运兴安公司工作期间,根据长运兴安公司的指派,履行为长运兴安公司到首创集团公司领取借款手续的职务行为,有关款项也已经汇入长运兴安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并由长运兴安公司实际使用,所以,上述人员在长运兴安公司工作期间,受长运兴安公司股东的控制和安排,不能得出长运兴安公司主张的结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三,长运兴安公司的股东对陈征等人到长运兴安公司工作前的工作单位是明知的,但其仍按照北京巨鹏投资公司的指令,委派陈征等人到长运兴安公司工作,是其与北京巨鹏投资公司商业妥协的结果。第四,首创证券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根据法庭的要求对“陈征、曾霞、孙丽、陈梅”等人的身份问题进行核实,并予以答复,不存有回避不答的情形。且长运兴安公司作为目标企业,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首创证券公司通过该等人员对长运兴安公司实施了实际控制。最后,根据长运兴安公司的工商档案和朝阳法院对苏晖的谈话,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集团公司或首创证券公司之间不存有任何股权控制关系;且长运兴安公司在2006年7月即将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北京巨鹏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苏晖,所以,长运兴安公司的人员变更都是由北京巨鹏投资公司控制的,而与首创证券公司无关。

3、由于长运兴安公司并未对其提出的首创证券公司通过合同关系控制长运兴安公司的主张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其工商登记资料、首创集团公司提交的长运兴安公司与相对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均是刘曙光并相互交叉持股,及长运兴安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北京巨鹏投资公司同时也是首创证券公司第三大股东等证据均已经证明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之间不存有任何控制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相关认定正确。

4、本案所涉两份《抵债协议书》的签署没有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长运兴安公司的主张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长运兴安公司的股权结构图,长运兴安公司的股东是威虎网络公司和北京天华国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与长运兴安公司及《抵债资产明细表》列明的其他借款人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刘曙光,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集团公司或首创证券公司之间不存有任何股权控制关系,首创集团公司、首创证券公司均无权,更无法安排、干涉或控制长运兴安公司签署《抵债协议书》。第二,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和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集团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分别体现了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之间、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集团公司之间的不同债权债务抵销关系,二者是发生在不同法律主体之间,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产生的不同法律关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三,两份《抵债协议书》均包含有债权转让的对价【其中:(1)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约定,长运兴安公司因受让首创证券公司对北京巨鹏投资公司等享有的十八笔债权,而应向首创证券公司支付108730000元与以年利率8%为标准计算的利息(利息计算期间为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关债务人之间的借款协议成立之日起至2012年7月31日止)的合计金额作为受让对价;(2)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集团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约定,首创集团公司因受让长运兴安公司对北京巨鹏投资公司等享有的十八笔债权,而应向长运兴安公司支付108730000元与以年利率8%为标准计算的利息(利息计算期间为长运兴安公司与相关债务人之间的借款协议成立之日起至2012年9月30日止)的合计金额作为受让对价】,仅是债权转让对价的支付方式是与其对债权让与人享有的等额债权相抵销,且在各方履行完毕债务抵销义务后,债权受让方均已经向债权让与方实际支付完毕债权转让对价,不存有无效支付债权转让对价的情形。最后,根据两份《抵债协议书》的约定,首创集团公司受让长运兴安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的金额高于长运兴安公司受让首创证券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金额;在该协议签订后,长运兴安公司已经就将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首创集团公司的有关事项通知了相关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完成后,首创集团公司已经实际享有了相关债权并通过诉讼和发送催款通知等方式向相关债务人进行了追偿,相关债务人对其负有债务和长运兴安公司向首创集团公司转让债务的事实亦予认可。

二、长运兴安公司以其从首创证券公司受让的债权转让给首创集团公司以抵销其欠付首创集团公司债务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有不能转让或抵销的情形。另,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不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无论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关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均不会造成《抵债协议书》无效。一审判决关于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抵债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正确。

1、长运兴安公司根据首创证券公司的工商年检报告得出的结论错误。

首先,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首创证券公司的工商年检报告和披露整理资料均是首创证券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而没有具体明细和财务数据形成过程,其不能体现首创证券公司的实际债权债务,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第二,根据首创证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且经各方质证的其与相对债务人之间的《借款协议》,首创证券公司对相对债务人享有的债务真实存在。在首创集团公司根据其从长运兴安公司受让的债权在朝阳法院对相对债务人提起诉讼后,相对债务人在庭审过程中确认了其与首创证券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并负有债务的事实,进一步证明首创证券公司对相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真实存在。

最后,首创证券公司披露情况是否真实,并未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其不会对《抵债协议书》的效力产生影响。

2、长运兴安公司根据与本案有关联的在朝阳法院的八件企业借贷诉讼的事实得出的结论错误。

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确认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并不是债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和法定条件;且在朝阳法院审理的企业借贷诉讼案件中,相对债务人均认可其欠付债务的真实性,仅是由于长运兴安公司提起了本案诉讼,而本案的诉讼结果将对朝阳法院就其审理的企业借贷诉讼案件产生直接结果,朝阳法院才暂时中止审理有关案件。

3、首创集团公司不是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企业,首创集团公司和长运兴安公司基于双方签订的《资金使用协议书》和《对账确认书》产生的企业间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其因此形成的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依法有效。首创集团公司和长运兴安公司根据《抵债协议书》约定,受让附表一中记载的债权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债权可依法转让。长运兴安公司关于企业借贷违反《贷款通则》和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存在违法和无效法律后果,所以,《抵债协议书》项下的债权不得转让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4、一审法院关于“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抵债协议书》的效力”的认定正确。

首先,首创证券公司和长运兴安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包括了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对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债权关系、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长运兴安公司基于债权转让与相对债务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长运兴安公司因债权转让行为,享有对相对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如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对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债权关系不成立,长运兴安公司仍可根据其与首创证券公司的债权转让关系另行追究首创证券公司的民事责任。所以,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并不影响《抵债协议书》的效力。

第二,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不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其行为本身仅是对《抵债协议书》的履行行为产生影响,而不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无论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关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均不会造成《抵债协议书》无效。所以,一审判决关于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抵债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正确。

三、长运兴安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拟通过请求一审法院同意其调查取证申请的方式,达到由一审法院为其寻找证据并举证的目的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

首先,由于长运兴安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其主张的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之间存有实际控制关系,并因此造成《抵债协议书》无效的观点提交证据予以佐证,特别是在一审法院对其进行了释明及首创集团公司就其主张的《抵债协议书》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提交了证据后,长运兴安公司仍未提交任何证据,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长运兴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

第二,长运兴安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自认了陈征等人是由长运兴安公司股东委派至长运兴安公司工作的事实,且长运兴安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首创证券公司通过该等人员对长运兴安公司实施了实际控制,所以,长运兴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调查取证内容既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本案需要调查的证据,更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也无意义;一审法院驳回长运兴安公司的该等调查取证申请正确。

第三,长运兴安公司并未对其与首创证券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和其与首创证券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存有争议,长运兴安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也仅是确认其与首创集团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无效,所以,一审法院无需对双方不存有争议的事项分配举证责任。

最后,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中国证监会信访处的复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证明效力,与长运兴安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更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所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其亦不应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内容。

综上所述,首创集团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长运兴安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并维持一审判决。

首创证券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当庭陈述:同意首创集团公司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长运兴安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集团公司、首创证券公司对一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在二审庭审中,长运兴安公司当庭口头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故本院当庭驳回其申请。

本院另查明:本案一审中,长运兴安公司认可首创集团公司提交的长运兴安公司与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项下债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和工商登记资料、首创证券公司股东名册的真实性。

长运兴安公司与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项下债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

长运兴安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威虎网络公司,其持股40%;威虎网络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北京巨鹏投资公司(持股80%);北京巨鹏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刘曙光(持股31%),股东之二是北京德凯利冷冻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持股9.5%);北京德凯利冷冻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刘曙光(持股50%)。长运兴安公司的另一股东是北京天华国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持股60%;北京天华国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北京德凯利冷冻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持股51.22%),北京德凯利冷冻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刘曙光(持股50%)。北京天华国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是北京世纪通联商贸有限公司(持股48.78%),北京世纪通联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北京启航广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38.46%),北京启航广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刘曙光(持股40%)。

北京巨鹏投资公司分别是北京鹏美摩托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燕鹏星城商厦有限公司持股75%、80%的股东。栢裕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北京启航广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6%),股东之二是北京中和亿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中和亿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北京启航广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53%)。

首创证券公司的股东名册显示:北京巨鹏投资公司投资首创证券公司6000万元,是首创证券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在二审庭审中,长运兴安公司的代理人明确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项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规定请求合同无效。长运兴安公司的代理人认可涉案《抵债协议书》附件中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关公司的借款关系存在,但表示存在多少不清楚。

上述事实,有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2012年11月10日《抵债协议书》及附件、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及附件、汇款凭证、名称变更通知、帐户使用确认书、说明、长运兴安公司2011年度和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长运兴安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国证监会证监访复字第(2013)200110号复函、首创证券公司2010至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首创证券公司披露财务报告整理资料,首创集团公司提交的《资金使用协议书》、首创集团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资金往来凭证、对账确认书、《抵债通知书》、首创集团公司对栢裕投资公司和兆基恒业公司提起诉讼的起诉状、《借款协议》、《通知》、谈话笔录、《抵债协议书》、长运兴安公司与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项下债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和工商登记资料、首创证券公司股东名册,首创证券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抵债通知书、快递单、长运兴安公司与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项下债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和工商登记资料等,以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

一、涉案《抵债协议书》签订时,首创证券公司是否实际控制长运兴安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即“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长运兴安公司为证明其首创证券公司是长运兴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观点,提交了中国证监会的复函并指出首创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首创证券公司与长运兴安公司存在人员交叉的情况印证当时两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首创集团公司作为首创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又实际控制首创证券公司。本院认为,中国证监会向苏晖作出证监访复字第(2013)200110号复函加盖了中国证监会人民来信来访专用章,该复函是针对信访人苏晖举报内容对苏晖作出的答复,复函的内容对信访人苏晖以外的主体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复函的内容不能在本案中作为证据当然使用;关于“陈征、曾霞”同时任职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证券公司的事实问题,长运兴安公司与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项下债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和工商登记资料以及首创证券公司的股东名册显示:长运兴安公司、北京巨鹏投资公司、首创证券公司均是通过股权投资关系与刘曙光发生关联,由于北京巨鹏投资公司间接持股长运兴安公司且直接持股首创证券公司,人员同时任职长运兴安公司与首创证券公司的事实不能得出首创证券公司控制长运兴安公司的结论。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首创证券公司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长运兴安公司,长运兴安公司基于此部分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

二、本案争议的《抵债协议书》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涉案债权能否转让?

长运兴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定其与首创集团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无效,长运兴安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明确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项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规定请求合同无效。但是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均已加盖长运兴安公司公章,长运兴安公司认可印章的真实性,亦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长运兴安公司与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项下债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和工商登记资料以及首创证券公司的股东名册显示:其一,长运兴安公司、北京巨鹏投资公司、首创证券公司均是通过股权投资关系与刘曙光发生关联;其二,北京巨鹏投资公司间接持股长运兴安公司且直接持股首创证券公司。上述证据表明长运兴安公司关于其自成立后至2013年均由首创证券公司以合同形式实际控制、在2012年11月20日《抵债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

长运兴安公司关于首创证券公司的工商年检报告和披露整理资料财务报表未载明涉案债权、此行为损害首创证券公司股东利益的主张,本院认为,其一,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首创证券公司工商年检报告和披露整理资料均是首创证券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没有具体的明细,其不能体现首创证券公司的实际债权债务,此证据不能证明长运兴安公司的主张。其二,首创证券公司未依法披露涉案债权是否损害股东权益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长运兴安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亦无权以此为由主张债权无效。长运兴安公司关于首创集团公司、首创证券公司两份《抵债协议书》缺乏必要的内部报批手续的质疑,本院认为,此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内部管理事宜,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项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定的合同无效事宜。

另,长运兴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请求法院判定:其与首创集团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无效,因此,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有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此外,长运兴安公司的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认可涉案《抵债协议书》附件中首创证券公司与相关公司的借款关系存在,但表示存在多少不清楚。此事实亦表明一审法院关于首创证券公司与《抵债资产明细表》中所列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抵债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正确。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抵债协议书》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且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长运兴安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的债权属于该条规定的不得转让的债权。

综上,长运兴安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八万五千四百五十元,由北京长运兴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八万五千四百五十元,由北京长运兴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春梅

审判员  王 肃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闫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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