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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09-20 16:47发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民终5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京开公路立交桥南(办公)19幢。

法定代表人:李士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冰,辽宁精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与围堤道交口西南侧峰汇广场20层。

法定代表人:吴江榕,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敬业,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斌,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国贸大厦18层。

法定代表人:许晓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敬业,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敏,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海昌盛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顾八路1区1号-I94。

法定代表人:郑文财,执行董事。

上诉人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启润公司)、被上诉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贸公司)、被上诉人北京中海昌盛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昌盛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金泰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曹晓冰,被上诉人天津启润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林敬业、张文斌,被上诉人厦门国贸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林敬业、段志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中海昌盛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金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天津启润公司返还22777吨钢材款共计84047130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天津启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原审判决适用学界理论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撤销;3.原审判决以“生效判决对天津启润公司与北京金泰公司均具有既判力,不当得利的审理不应当、不需要”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的双重错误;4.原审判决遗漏、改变上诉人主张,对被上诉人天津启润公司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行为视而不见;5.原审判决程序违法;6.上诉人诉讼请求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天津启润公司、厦门国贸公司共同答辩称,1.天津启润公司不是不当得利的受益主体,北京金泰公司诉称案22777吨钢材直接交付给天津启润公司的主张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与其陈述自相矛盾;2.天津启润公司不仅仅没有获利,而且还因为北京金泰公司的私自放货行为造成巨额损失;3.北京金泰公司不存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且天津启润公司未受益,北京金泰公司无权向天津启润公司主张返还不当得利;4.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予以维持。

中海昌盛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北京金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津启润公司返还22777吨钢材的钢材款共计84047130元,厦门国贸公司承担全部连带责任,中海昌盛公司在834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北京金泰公司与天津启润公司签订了《仓储保管合同》,依据合同,北京金泰公司向天津启润公司出货22777吨,该部分钢材全部交付给了与天津启润公司有购销协议的中海昌盛公司等相关单位,天津启润公司收取了相关货款,并将货款全部转至厦门国贸公司的账户。因此天津启润公司没有合法依据取得22777吨钢材款,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基本事实:2012年7月27日天津启润公司(甲方)与北京金泰公司(乙方)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为甲方提供物资仓储保管服务、储存货物名称为钢材,储存期限从2012年7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双方《仓储保管合同》及《补充协议》,对于天津启润公司提取货物的凭证样式与联系人做了明确约定,即北京金泰公司必须凭天津启润公司开具的、与预留提货凭证样单及印鉴一致的提货单才能放货,否则造成的损失由北京金泰公司承担。

上述《仓储保管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天津启润公司陆续将钢材交付北京金泰公司仓储保管。截止2012年12月26日之前,天津启润公司向北京金泰公司开具提货单要求提取钢材共计23712吨,并提取了相应钢材。2012年12月26日,双方对天津启润公司存储的钢材进行盘点,并制作《钢金库钢材入库记录及库存统计-入库记录》,载明截止2012年12月26日,天津启润公司入库钢材16476件,共45446.277吨,提货20816.67吨,当前库存24629.606吨。北京金泰公司在该统计表上加盖北京金泰公司仓储部印章确认。2012年12月26日至28日,天津启润公司共向北京金泰公司开具提货单10份,共计要求提取钢材3800吨,北京金泰公司实际交付该10份提货单项下钢材1324.269吨,2013年1月30日天津启润公司向北京金泰公司开具提货单,要求提取钢材807.114吨,并提取了相应钢材。以上天津启润公司开具提货单提取钢材共计25843.383吨(23712 1324.269 807.114)。此外,天津启润公司和北京金泰公司均认可北京金泰公司对18610.323吨钢材存在无提货单发货,但北京金泰公司认为无提货单发货(北京金泰公司根据颜建凌短信发货)的总量为22777吨,其中除去18610.323吨始终无提货单之外,剩余部分钢材原系无提货单发货,但后补了提货单。天津启润公司不认可存在后补提货单的情形。

二、诉讼情况:北京金泰公司是否已按照合同约定将无提货单发货的18610.323吨钢材交付给了天津启润公司和天津启润公司指定的提货人,是天津启润公司和北京金泰公司的仓储合同纠纷案审理的核心争议焦点。

(一)第一次诉讼:2013年,天津启润公司以仓储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北京金泰公司,请求法院判决:1.北京金泰公司在三日内向天津启润公司交付10000吨钢材(按市场价格每吨人民币3850元计算,总价值约38500000元,后明确为36901005.80元),逾期赔偿相应货款损失。2.北京金泰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含保全费)。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天津启润公司依约开具提货单并实际提取钢材25843.383吨。北京金泰公司确认,目前仓库尚余其为天津启润公司保管的钢材992.571吨,并同意天津启润公司提取,双方对此没有异议,厦门中院予以确认。就天津启润公司主张北京金泰公司尚未交付的钢材,北京金泰公司辩称,货物已按天津启润公司员工颜建凌的指令发货。厦门中院认为,北京金泰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天津启润公司和天津启润公司指定的提货人。北京金泰公司主张系按颜建凌指令及“先发货,后补单”的商业惯例发货的理由不能成立。厦门中院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判决:一、北京金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天津启润公司交付钢材10000吨,逾期则赔偿相应损失36901005.80元。二、北京金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天津启润公司保全申请费5000元。

一审判决后,北京金泰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福建高院经审理认为,北京金泰公司凭颜建凌短信指令发货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其与天津启润公司之间《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天津启润公司在事后对颜建凌短信发货行为予以追认,颜建凌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北京金泰公司作为货物保管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办理货物的入、出库手续。现北京金泰公司在天津启润公司未出具提货单的情况下,向有关公司发货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福建高院于2014年7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后,北京金泰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颜建凌并非合同约定的天津启润公司的联系人,凭短信放货也与合同约定的提货方式不相符,不能认定天津启润公司已通过补交提货单的方式,对颜建凌的短信指令放货行为予以追认。天津启润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北京金泰公司向其出具的2012年12月26日关于《钢金库钢材入库记录及库存统计》以及2012年9月至11月《钢金库钢材入库记录及库存统计》,分别加盖有北京金泰公司仓储部、业务部的印章,据此可以认定天津启润公司与北京金泰公司系按仓储合同的约定,每月对库存情况进行核对。且北京金泰公司在上述库存统计表中确认截止2012年12月26日,天津启润公司库存的钢材数量为24629.606吨,与北京金泰公司关于目前天津启润公司实际库存的钢材数量为992.571吨的主张是矛盾的,也与其关于天津启润公司知道颜建凌短信指令放货的主张是矛盾的。故北京金泰公司主张对于颜建凌短信指令放货行为,天津启润公司已经通过事后补交提货单的方式承认颜建凌具有指令放货的代理权,颜建凌的代理行为后果应由天津启润公司承担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裁定:驳回北京金泰公司的再审申请。

(二)第二次诉讼:2014年,天津启润公司以仓储合同纠纷为案由再次起诉北京金泰公司,请求法院判决:1.北京金泰公司赔偿天津启润公司9602.894吨钢材货物损失35112564.82元。2.判令北京金泰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含保全费)。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天津启润公司共存入北京金泰公司仓库钢材45446.277吨,天津启润公司依约开具提货单并实际提取钢材25843.383吨,上述事实,已为生效判决确认,同时生效判决亦确认北京金泰公司尚余19602.894吨钢材未交付给天津启润公司,天津启润公司已就其中10000吨钢材的交付及赔偿提起诉讼,并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现天津启润公司就剩余的9602.894吨钢材的赔偿提起诉讼,在无新的事实及证据的情况下,亦应得到支持。厦门中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判决:一、北京金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天津启润公司赔偿9602.894吨钢材损失35112564.82元。二、北京金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天津启润公司保全申请费5000元。

一审判决后,北京金泰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高院,后该院作出(2016)闽民终1492号民事裁定,按北京金泰公司撤诉处理。

三、各方主张的事实及举证、质证情况:

(一)北京金泰公司主张,其已按照天津启润公司代理人颜建凌短信向与天津启润公司有购销合同关系的相关单位发货钢材22777吨,并提交天津启润公司出库明细、《仓储保管合同》、颜建凌短信提货样例佐证。

天津启润公司和厦门国贸公司对天津启润公司出库明细和颜建凌短信提货样例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天津启润公司出库明细中的颜建凌手机尾号为2633,与颜建凌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记载的手机号不同,而颜建凌在北京市公安局询问笔录第四页中明确表示尾号为2633的手机号不是他的,张耀武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称,颜建凌的工作手机尾号为2289,董国英与马永利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也表示不存在短信放货的可能性,马永利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表示,跟他联系的业务员是杨娇娇,而杨娇娇才是合同约定的联系人。按照北京金泰公司的主张,天津启润公司出货明细是根据手机尾号为2633的短信制作的,但该短信在颜建凌短信提货样例中无法对应。在此前的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中,北京金泰公司也没有提供颜建凌手机短信的原件。且天津启润公司出库明细中,颜建凌的签字与其在北京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上的签字字体显著不一致。天津启润公司和厦门国贸公司对《仓库保管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天津启润公司在此前的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中向北京金泰公司主张权利是有合同依据的。

北京金泰公司对颜建凌签名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未能提供合理解释,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对颜建凌签字的真实性已经予以认可。天津启润公司和厦门国贸公司否认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认可了颜建凌签字的真实性。

对天津启润公司出库明细的真实性,中海昌盛公司无法确认,认为天津启润公司出库明细与其无关。即使是真实的,但没有中海昌盛公司的签字确认,也不能确认中海昌盛公司从北京金泰公司的仓库提取了钢材。对《仓储保管合同》的真实性,中海昌盛公司无法确认,认为中海昌盛公司不是仓储合同当事人。对颜建凌短信提货样例的真实性,中海昌盛公司也无法确认。

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的认定意见为: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天津启润公司与北京金泰公司对《仓储保管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其余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法院不予认定。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北京金泰公司确曾按照短信内容向与天津启润公司有购销合同关系的相关单位交付过钢材,但尚不足以证明该短信系由颜建凌发出。另,即便是颜建凌发出短信,亦未能证明颜建凌的短信指令发货行为得到了天津启润公司之授权。

(二)北京金泰公司主张天津启润公司不认可已收到相关钢材,故天津启润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并提交(2013)厦民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2014)厦民初字第85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天津启润公司民事起诉状佐证。

天津启润公司和厦门国贸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以上证据恰恰证明天津启润公司向北京金泰公司主张权利有法律依据。

中海昌盛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以上证据证明北京金泰公司因仓储合同纠纷案件而承担了违约责任,但北京金泰公司并没有取得19602.894吨钢材的所有权。

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的认定意见为:各方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法院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以上证据表明,“无提货单部分的钢材是否按照天津启润公司的指示完成了交付,或天津启润公司是否对北京金泰公司交付钢材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是天津启润公司与北京金泰公司两个仓储合同纠纷案件,即(2013)厦民初字第280号案件、(2014)厦民初字第852号案件审理的最核心问题,生效判决业已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均认定北京金泰公司无提货单发货的钢材并未交付给天津启润公司。以上生效判决对天津启润公司与北京金泰公司具有既判力。北京金泰公司主张天津启润公司在以上案件中不认可收到相关钢材,有证据予以支持,法院予以确认,但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在后文详述。

(三)北京金泰公司主张,其依据颜建凌短信所付钢材都被与天津启润公司有购销合同关系的相关单位提取,提货地点全部在北京金泰公司仓库,天津启润公司亦收取了相应货款。并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对张耀武、郑文财、颜建凌、董国英、马永利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北京秦京盛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京盛唐公司)致福建高院《情况说明》、天津启润公司《催款函》、代理采购协议、颜建凌手机短信出库明细、天津启润公司2012年7月起资金流向账户对账单、秦京盛唐公司和中海昌盛公司的出库单明细表、北京永鑫辉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鑫辉鹏公司)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的统计表和代理采购协议以及订货单、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21号民事裁定书佐证。

天津启润公司和厦门国贸公司对北京市公安局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同对天津启润出库明细的质证意见。对情况说明、催款函、代理采购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手机短信出库明细,亦不予认可,理由同对天津启润出库明细的质证意见。对天津启润公司2012年7月起资金流向账户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天津启润公司的资金往来都是有依据的,但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存在不当得利。上述资金流向账户对账单所对应的货款,不仅来自于北京金泰公司的仓库发货,还有来自百子湾等其他仓库发货。且厦门国贸公司和天津启润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存在北京金泰公司主张的一收到钢材款就转给厦门国贸公司的对应关系。天津启润公司是厦门国贸公司的子公司,双方存在内部资金结算问题,双方的资金往来是长期的、相互的过程。北京金泰公司仅以一段时间内双方存在的资金差额作为厦门国贸公司不当得利的依据,不能成立。对于出库单,除了司机和车牌能够部分对应,钢材吨数对应不上,另外不存在三者直接对应的情况。且只有4张出库单与短信能够对应,因此不能得出该证据载明的数据必然真实的结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从该再审裁定并不能得出颜建凌签字是真实的结论。虽然天津启润公司对北京金泰公司存储钢材被相关单位提走的事实并不否认,但由此恰恰证明不当得利的得利方是提走钢材的相关单位,而并非天津启润公司。

中海昌盛公司对北京市公安局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颜建凌手机短信出库明细和代理采购协议等证据中,对与中海昌盛公司有关的部分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中海昌盛公司与天津启润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不存在不当得利。中海昌盛公司支付天津启润公司的钢材款所对应的钢材确实是从北京金泰公司提货,但由于中海昌盛公司经办人员已经离职,具体提货数额和款项无法统计。对天津启润公司2012年7月起资金流向账户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中海昌盛公司已经向天津启润公司支付全部钢材款,不存在不当得利。对短信对应的出库单真实性,中海昌盛公司无法认可。天津启润公司的收款统计表以从北京市公安局调取的银行流水为准。根据中海昌盛公司的统计,中海昌盛公司至少付给了天津启润公司48310000元。

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的认定意见为:以上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从《催款函》等证据来看,既无法看出天津启润公司授权颜建凌短信发货,也不能充分证明天津启润公司追认了颜建凌的短信发货行为。天津启润公司、厦门国贸公司关于天津启润公司是否收取了全部货款应为其与中海昌盛公司等相关单位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所涉及内容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

(四)天津启润公司和厦门国贸公司为证明中海昌盛公司累计收货10150.536吨,其中北京金泰公司仓库发货7007.582吨,其余3142.778吨货物由天津启润公司在其他仓库的库存发出,并提交中海昌盛公司提货明细、天津启润公司和中海昌盛公司供销协议、中海昌盛公司收货收据予以佐证。

中海昌盛公司对天津启润公司提供的供销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提货明细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提货明细为天津启润公司单方制作,中海昌盛公司的经办人员已经离职,无法核实。但中海昌盛公司主张,从提货明细以及北京金泰公司提供的天津启润公司收款单,可以看出中海昌盛公司已经付清全部钢材款,并且还有超出部分,因此不存在不当得利。

北京金泰公司对提货明细真实性不认可,天津启润公司未提供提货明细的原件,且为天津启润公司单方制作。对天津启润公司和中海昌盛公司的供销协议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认为中海昌盛公司从北京金泰公司仓库提货14630.801吨,而非天津启润公司主张的7007.582吨。对中海昌盛公司收货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收货收据为天津启润公司自行制作,并让中海昌盛公司盖章的。

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的认定意见为:以上证据与本案审理不具备关联性,且部分证据均为单方制作,法院不予采信。

中海昌盛公司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未提交证据。

经一审法院释明,北京金泰公司坚持请求中海昌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表示不能提供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天津启润公司应否返还北京金泰公司22777吨钢材所对应的钢材款;第二个争议焦点为如天津启润公司应当返还,厦门国贸公司与中海昌盛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北京金泰公司与天津启润公司之间为仓储保管合同关系。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天津启润公司将钢材存放在北京金泰公司仓库,北京金泰公司按照天津启润公司之指示交付钢材。按照北京金泰公司的主张,本次诉讼请求返还的22777吨钢材,其已按照天津启润公司的指示全部交付给了中海昌盛公司、秦京盛唐公司等相关单位。天津启润公司则认为,在北京金泰公司所主张的22777吨钢材中,有提货单的部分确已按照天津启润公司之指示,交付给了中海昌盛公司、秦京盛唐公司等相关单位,但没有提货单的部分,天津启润公司并未向北京金泰公司进行指示,故无论北京金泰公司将此部分钢材交付给了谁,均与天津启润公司无关。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天津启润公司应否返还北京金泰公司22777吨钢材所对应的钢材款。对此问题,本院将分有提货单和无提货单两个部分进行论述。

有提货单的部分。无法律上的原因,为不当得利成立的构成要件之一。根据北京金泰公司和天津启润公司的合同约定,天津启润公司指示北京金泰公司交付的方式为提货单。北京金泰公司根据提货单向中海昌盛公司等相关单位交付钢材,系仓储合同的履约行为。北京金泰公司交付行为的依据系双方之间的仓储合同,并非无法律上的原因,故北京金泰公司主张该部分存在不当得利,不能成立。

无提货单的部分。北京金泰公司主张,无提货单部分的钢材亦均是按照天津启润公司的指示完成了交付。在此,本院再分两种情形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形,如北京金泰公司的交付行为确系受天津启润公司指示,则北京金泰公司交付的依据为双方签订的仓储合同,而非无法律上的原因。在该种情形下,北京金泰公司主张存在不当得利,因欠缺必要构成要件而不能成立。“无提货单部分的钢材是否按照天津启润公司的指示完成了交付,或天津启润公司是否对北京金泰公司交付钢材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是天津启润公司与北京金泰公司两个仓储合同纠纷案件,即(2013)厦民初字第280号案、(2014)厦民初字第852号案审理中的最核心问题,两个生效判决业已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均认定北京金泰公司无提货单发货的钢材并未交付给天津启润公司。以上生效判决对天津启润公司与北京金泰公司均具有既判力。需指出,如北京金泰公司对生效判决有异议,应按照法律规定申请再审或抗诉解决。从不当得利的制度渊源和立法理念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不当得利纠纷的审理不应当、不需要、也不可能承担对其他已生效判决进行再审的职能;第二种情形,如北京金泰公司的交付行为并非受天津启润公司指示。根据各方陈述,北京金泰公司将钢材实际交付给了中海昌盛公司、秦京盛唐公司等相关单位。此情形下,因北京金泰公司的交付行为并非受天津启润公司指示,故北京金泰公司的交付钢材行为与天津启润公司无关。北京金泰公司向天津启润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如天津启润公司应当返还,厦门国贸公司与中海昌盛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根据第一个争议焦点的结论,第二个争议焦点的前提不成立;其次,连带责任分为法定连带责任和约定连带责任。北京金泰公司既未能证明存在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情形,亦未能提交厦门国贸公司与中海昌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之法律依据,故北京金泰公司主张厦门国贸公司与中海昌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天津启润公司提交相关收货收据、提货单等新证据,以证明2012年7-12月间与中海昌盛公司、秦京盛唐公司等四家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的履行,是通过北京金泰公司之外的其它仓库发送。北京金泰公司表示上述证据均为天津启润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出库方和收货方确认,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二审中,本院另确认以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72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由于本案讼争钢材已经被与天津启润公司存在钢材销售关系的中海昌盛公司等合同相对方提取,北京金泰公司在履行完本案判决规定的给付义务后,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二审审理中,北京金泰公司确认在本案中主张的钢材款计算依据,是根据天津启润公司在厦门中院起诉北京金泰公司时主张并经生效判决认定的按照每吨3690元计算的钢材款。

2014-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向与本案中与天津启润公司存在购销合同的三家公司相关人员调查相关情况,三家公司负责人在笔录作如下陈述:

秦京盛唐公司总经理张耀武陈述称2012年8—12月共与天津启润公司签订四份合同,共计8000吨钢材,其间从北京金泰公司提货7312.349吨,价值约4000万元,未付约1830万元。(相关催款函四份,给福建高院说明认可三份,证据中合同三份)。张耀武并表示本案纠纷实际是因为2012年下半年后钢材价格下降,购买钢材公司出现拖欠货款问题,天津启润公司是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向北京金泰公司转嫁债务。

中海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文财称2012年6月初与天津启润公司签订合同,7—12月从北京金泰公司处提货15000至20000吨,价值约6000万元,欠2000吨款未付,没有从其他仓库提货。

永鑫辉鹏公司总经理董国英陈述称2012年9-11月与天津启润公司签订三份合同,约定购买钢材7000吨,实际提货5600吨,分三次从北京金泰公司仓库提货,款项已结清,现未欠款。

一审审理中,中海昌盛公司表示不存在还没到仓库前天津启润公司出具提货单情形,提取天津启润公司的钢材时没有使用提货单。

二审庭审中,天津启润公司表示没有告知中海昌盛公司等四家公司其与北京金泰公司在厦门中院和福建高院的仓储合同纠纷。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北京金泰公司起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是否成立问题,争议焦点集中在北京金泰公司是否受损、获利主体认定、该获利是否无法律依据、应返还的数额。

关于北京金泰公司是否受损问题。原厦门中院、福建高院生效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均确认,北京金泰公司凭短信指令发货的行为不能认为是受天津启润公司指令发货,北京金泰公司应支付天津启润公司钢材损失金额。按照厦门中院和福建高院生效判决北京金泰公司被确定有赔付钢材损失金额义务后,即无需再返还钢材,实际取得该钢材所有权。根据上述生效判决认定,北京金泰公司向相关公司发货的行为不应认为是受天津启润公司指令,在该情况下北京金泰公司的发货行为成为无合同依据的行为。北京金泰公司因该发货行为实际受损失,有权主张返还钢材或相应钢材款。

关于本案中的获益主体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认定,与天津启润公司存在钢材销售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无提单从北京金泰公司处提取了18610.323吨钢材。依现有相关公司人员陈述、转账记录、催款函等证据看,天津启润公司没有向上述合同相对方披露其与北京金泰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纠纷,且在与北京金泰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纠纷发生的前后时间,均收取了上述合同相对方的钢材货款,且有向有关公司发催款函的行为。对此天津启润公司辩称其通过其它仓库向上述合同相对方发货,因此并未收取北京金泰公司仓库发货的货款。在此就形成本案一个关键事实争议焦点,即天津启润公司是否通过其它仓库向本案所涉2012年7-12月间签订钢材销售合同的相对方发送钢材。如果证实,则表明天津启润公司收取的不是北京金泰公司仓库货物货款,未获不当利益;如果未证实,则天津启润实际收取了北京金泰公司仓库货物货款,构成不当得利。

天津启润公司主张上述18610.323吨钢材系从北京金泰公司之外的仓库发货,属反驳对方请求之事实,该事实应由天津启润公司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天津启润公司先后在一、二审中提交了相关收货收据、提货单予以证明。北京金泰公司提交证据中的公安询问笔录涉及提货一节,对此三家有关收货公司负责人均表示在2012年7月至12月间是从北京金泰公司仓库收货。本院分析上述证据,天津启润公司提交的相关收货收据、提货单均为其单方制作,没有出库方和收货方的确认;一审审理中,作为收货方之一的中海昌盛公司明确表示不认可天津启润单方提交的收货收据,并表示提取天津启润公司方钢材时没有使用提货单。故天津启润公司上述证据难以证明从其它仓库向合同相对方发货。从北京金泰公司提交的公安询问笔录来看,均为单独谈话,所涉三家公司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相对超脱,且均为天津启润公司客户,均一致表述是从北京金泰公司处收货,可信度较高。综合来看,天津启润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证明从其它仓库发货事实,北京金泰公司所举从北京金泰公司仓库发货证据的证明力则更强。应认定天津启润公司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确认上述18610.323吨钢材系从北京金泰公司仓库发货,天津启润公司有收取了上述钢材货款的行为。

天津启润公司作为仓储合同及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一方面以仓储合同纠纷诉讼的方式否定了北京金泰公司发货行为与天津启润公司有关;另一方面却没有向从北京金泰处收取货物的钢材购销合同相对方披露信息,而是继续收取相关货款,以默示的方式继续履行钢材购销合同。相关钢材购货公司在上述钢材购销合同履行中并无过错,且已向天津启润公司支付款项,故相关钢材购货公司并未得利。天津启润公司在否认北京金泰公司发货与其有关,并表示是从其它仓库发货情况下,又无法举证从其他仓库发货情况下,又收取了相关公司收取货物后的货款,应认为该行为存在不当,且实际得利。

关于获益是否存在法律依据。由于天津启润公司一方面以仓储合同纠纷诉讼的方式否定了北京金泰公司发货行为与天津启润公司有关;另一方面却以收取相关货款的方式继续履行钢材购销合同。两个法律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在生效判决认定前者情况下,因后一个法律关系的获益则失去法律上的依据。

关于天津启润公司应当返还获益的数额。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确定天津启润公司应当返还获益数额时是否应考虑天津启润公司从收货公司处实际收取的货款数额。首先,天津启润公司从收货公司处的获益,与北京金泰公司所受损失虽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基于不同法律基础产生,两者包括的项目和计算标准均不相同,不能产生完全对应关系;其次,虽然天津启润公司表示并未取得全部上述钢材的货款,但由于钢材购销合同发生在天津启润公司与收货公司之间,各方均未对该合同的履行表示异议,如存在未收取的货款应属于合同履行中欠款,属于可期待的获益,应包括为获益的一部分;再次,虽然收货公司为实际取得钢材方,按照不当得利一般理论应由收货公司承担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但按照福建高院生效判决,天津启润公司本不应当与相关公司履行相关钢材购销合同,但天津启润公司隐瞒事实收取货款。系因天津启润公司的不当行为导致不当得利发生并因此获益,与其有钢材购销关系的相关公司则并无过错。因此,应认为天津启润公司应当负有先行向北京金泰公司返还全部18610.323吨钢材的钢材款的责任。关于钢材单价计算标准,北京金泰公司以上述仓储合同纠纷生效判决确定的钢材单价计算标准作为本案起诉计算标准,由于该计算标准实际为天津启润公司在前诉中起诉所主张,故应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以北京金泰公司的交付行为并非受天津启润公司指示,故北京金泰公司的交付钢材行为与天津启润公司无关为由,认为北京金泰公司向天津启润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认为虽北京金泰公司的交付行为非受天津启润公司指示,但天津启润公司此后的不当行为导致北京金泰公司受损,天津启润公司实际获利,存在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故原审法院该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应改判天津启润公司承担18610.323吨钢材×3690元/吨=68672091.87元钢材款支付义务。

综上所述,北京金泰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初248号民事判决;

二、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支付68672091.87元;

三、驳回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2036元,由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负担84522元(已交纳),由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7751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62036元,由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负担84522元(已交纳),由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7751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 治

审判员 金 曦

审判员 赵 彤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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