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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廖少玲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05-26 13:35发布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1民终15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40号。

负责人:邓隆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慧,女,199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杰成,男,1982年6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少玲,女,1958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竟科,男,198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韵,女,198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兵,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添,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廖少玲、任竟科、任韵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廖少玲、任竟科、任韵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条款未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作出约定,且被保险人驾驶的车辆尽管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为‘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但是该车的发票及合格证载明其产品为‘电动车’,且该车的整体质量≤40kg,符合国家标准。”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认定有具体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依照该条的规定,判断电动自行车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取决于驱动方式、最高时速以及车重。在一审中,廖少玲、任竟科、任韵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属性说明)显示:涉案“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该车空车质量为53kg,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2款规定,故该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涉案车辆属性为机动车。检验报告由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事故中队委托检验,且经过廖少玲、任竟科、任韵认可而提交作为本案证据。而一审法院却认为“该车的整体质量≤40kg,符合国家标准”,明显与事实不符合。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两种类别,且该条规定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有明确的定义。而“电动自行车”,要么划入机动车,要么划入非机动车的范畴。两类车辆类型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理应划入非机动车类别,反之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应划入机动车类别。《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属性说明)中已经对涉案电动自行车作出鉴定:涉案车辆属于超标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国家标准,应属于机动车范畴。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直接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但根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合理得出超标电动自行车应划入机动车的结论。故一审法院适用不利解释规则,认为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或解释不明,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因此,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认为:本案被保险人驾驶的电动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范畴,没有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导致的事故,均属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本案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不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廖少玲、任竟科、任韵辩称:一、我国法律法规均无明文规定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且实际上电动车并未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对于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车时是否应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电动车是否需办理车辆行驶证,目前我国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均无相关明文规定。(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第3.1条规定,机动车是“由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挂车”,由此可知,机动车的范围并不包括电动车,也不包括电动车在交警区分事故责任时被认定为“机动车”的情形。(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第3.2条规定,机动车是“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挂车、有轨电车、特型机动车和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由此可见,按照行业标准规定的机动车类型,电动车同样不被认为是机动车。(四)实践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未将电动车纳入到机动车管理范畴,电动车无法申办机动车牌照、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且实际上,电动车无需向机动车一样登记挂牌、领取驾驶证、投保交强险。因此,此类车辆无法在办理机动车手续上与真正意义上的机动车取得同等地位。二、保险合同并无明确约定超标电动车属于免责条款中的“机动车”类型,也没有约定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一)根据《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条款》第二十一条“释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由此可见,保险合同只是对机动车做了概念解释,并未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也没有就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以及被保险人在无证驾驶电动车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是否免责作出明确约定。(二)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也没有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示免责条款中的“机动车”包含电动车或被交警部门认定为机动车的“超标电动车”。(三)在无明确或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保险合同约定的“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中的“机动车”应解释为形式与实质及审批程序相一致的狭义范围的机动车。由于电动车缺乏办理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的正当渠道,而现实生活中,电动车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交通或运输工具,按照普通人的一般认知,机动车的概念通常为以燃油为燃料的四轮车,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驾驶电动车不需要取得驾驶证和行驶证即可上路行驶。实际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并未强制要求电动车需要办理驾驶证、行驶证后方可上路行驶。如果让根本无法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的电动车骑行人承担无合法有效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同等的风险,则明显有失公平,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精神。三、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委托第三方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均不能直接在保险合同中适用而作为涉案电动车属性的认定依据。(一)保险合同并无约定,免责条款中的“机动车”包括交警部门处理事故时认定为按机动车处理的超标电动车;保险合同也无约定免责条款中的“机动车”按照交警部门委托的第三方机构作出的检验报告作为“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二)交警部门为明确事故责任,委托第三方对涉案车辆进行检验鉴定,并将超标电动车推定为“机动车”,这种确认仅是作为事故责任认定及确定赔偿比例的技术认定,并不能作为案涉电动车车辆属性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由此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证据认定,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仅在特定事故中适用,不能直接作为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中“机动车”的判定依据。(三)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粤安检20181016花)显示,检验单位是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第3.6.2.1款作出了涉案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结论。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6.2.1款仅是对“两轮轻便摩托车”做了概念解释,即“车辆纵向中心平面上装有两个车轮的轻便摩托车”。实际上该条款并无明确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问题。所以,仅仅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6.2.1款根本不能得出“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认定。本案中,虽然涉案电动车最终被交警部门认定为“机动车”,但这仅仅表明这类超标的电动车的危险性接近于两轮轻便摩托车,为明确事故责任和赔偿比例,在特定事故案件中推定该电动车为“机动车”,但不可否认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这类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四、被保险人任锐光作为普通消费者,并不具有识别其购买的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范畴的能力,且其有理由相信涉案电动车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其不具有无证驾驶“机动车”的故意和过失。(一)涉案电动车的车辆性质认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普通消费者不具备识别案涉车辆是否为机动车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第3.1条规定“机动车包括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挂车”。《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第3.6条规定,摩托车分为普通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摩托车不包括“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规定的车辆”。而根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标准》(GB17761-1999)第7.4.1条、第7.5.1条规定,车辆检验项目分为否决项目(3项)、重要项目(18项)和一般项目(13项)三类,而整车质量、脚踏行驶能力不属于否决项,属于重要项目。另根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标准》(GB17761-1999)第7.5.3.2条规定,型式检验结果达到以下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可以出厂,即否决项目应全部达到本标准要求、重要项目十五项以上(含十五项)达到本标准要求、一般项目九项以上(包括九项)达到本标准要求。所以,即便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或脚踏骑行装置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标准》的技术要求,只要重要项目有15项达到要求,车辆就是合格的。本案中,涉案电动车虽然整车质量不合格,且无脚踏骑行装置,但该车辆是按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标准》(GB17761-1999)出厂的合格产品,应属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第3.6条规定的“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规定的车辆”,不应当被认定为机动车类型里的“摩托车”。由此可见,涉案电动车的车辆性质认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被保险人作为普通消费者,其根本不具备识别案涉车辆是否为机动车的能力,主观上没有无证驾驶机动车的故意和过失。(二)被保险人有理由相信其购买的电动车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没有无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的故意和过失。1.廖少玲、任竟科、任韵提交的车辆合格证明确载明,案涉电动车经过严格检验,各项技术标准符合要求,执行标准为GB17761-1999,生产许可证为XK16-002-00193,因此,被保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案涉电动车是电动自行车,且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电动自行车标准,是无需取得驾驶证和行驶证即可上路行驶的。2.廖少玲、任竟科、任韵提交的《顺风鸟电动车使用说明书》中第2页载明“为了其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借给不会操作电动自行车的人骑行,从而使您的电动自行车免受不必要的损坏”、第7页载明“本车依照国家电动自行车标准进行科学的极限速设计,额定车速(20km/h)使骑乘者安心,家人更放心”、“续行里程自重≤40kg”、第10页载明“在仔细阅读说明书、了解电动车性能以前,不要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借给不会操作电动自行车的人骑行,以使您的电动自行车免受不必要的损坏”、《顺风鸟购买保修单》中“顾客填写资料”栏亦多次向消费者表达车辆是“电动自行车”,上述内容均向消费者指示购买的车辆为电动自行车。因此,被保险人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不具备专业判断能力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其购买的案涉电动车是机动车的认知。3.《顺风鸟使用说明书》第13页“整车主要技术参数”载明,整车质量≤40kg,最高时速

廖少玲、任竟科、任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向廖少玲、任竟科、任韵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0日,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作为投保人为包括任锐光在内共计160362人向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投保了总保险金额为481086万元的《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条款》818的团体保险,保险期限为一年,指定生效日期为2018年10月1日。该《国寿绿洲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约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依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一、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的,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责任终止。……第六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六、被保险人酒后驾驶”。第二十一条,释义“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一审庭审中,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确认被保险人任锐光所属保险中意外身故保险金最高额为30000元。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2018年10月8日16时48分,案外人余德雄驾驶粤A×××××号牌轻型仓栅式货车沿花都区赤坭大道东侧路面快车道由南往北行驶(经检验车速为67.4Km/h)至花都区××坭××坭村河堤路北××米(××900米)时,遇任锐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由赤坭大道东侧路面慢车道由南向西左转弯至赤坭大道东侧路面快车道,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碰撞,造成任锐光倒地受伤,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部分损坏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认定,余德雄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保持安全车速且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同等原因,任锐光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借道通行时,未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是造成事故的同等原因,任锐光与余德雄均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

事故发生时任锐光所驾驶的车辆系其于2016年12月15日所购买,该车的发票记载为“顺风鸟电动车”,该车的合格证记载车型为迈速、规格为TDR-01Z9(玫瑰金)顺风鸟电动车,该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记载整车质量≤40kg,最高车速≤20Km/h。

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委托对该车辆属性进行检验,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记载该车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额定电压为48V,该车无脚踏板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3款规定,该车空车质量为52kg,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2款规定,故该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为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廖少玲、任竟科、任韵向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提出索赔,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于2019年2月1日以被保险人任锐光在保险期间内无有效两证驾驶二轮摩托车发生车祸身故,本次事故属于合同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为由,向廖少玲、任竟科、任韵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一审另查明:廖少玲系任锐光妻子,任竟科、任韵系任锐光子女。任锐光父母均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任锐光作为被保险人在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处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任锐光在保险期间内意外死亡,已构成保险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被保险人任锐光所属保险为意外伤害保险,对于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机动车”的概念应如何理解双方有争议。首先,涉案保险条款未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作出约定。其次,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将任锐光驾驶的车辆认定为“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但该车的发票及合格证载明其产品为“电动车”,且该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记载整车质量≤40kg,符合国家标准。被保险人任锐光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不具备专业识别能力,无法辨别其购买的车辆实际上是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所指的机动车,因此,被保险人在主观上并无违反保险免责条款的故意与过失,在此基础上,对其适用免责条款明显不合理地加大了其保险风险。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但事故发生时,国家对于电动车是否需要强制上牌照并无明确规定,因此,被保险人客观上无法对涉案车辆进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号牌。

综上所述,双方在保险条款中并未对免责条款中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作出约定,对保险条款中的“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中的“机动车”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保险公司的解释,即具有通常的机动车外观及动力和办理证照等准入审批义务的狭义的机动车,而不包括交警在处理事故时按机动车处理的机动车辆。基于涉案车辆销售发票、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存有误导性以及被保险人并无违反保险免责条款的故意与过失等事实,被保险人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涉案车辆,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本案廖少玲、任竟科、任韵作为受益人,有权向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主张给付保险金3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廖少玲、任竟科、任韵支付保险金30000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条款》第二十一条释义载明:“……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能否依据保险免责条款免除其支付保险金的责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涉案保险条款中对机动车的定义仅是原则性概述,涉案保险条款未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作出约定,也未约定该认定是以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记载为准,还是以事发后相关专业机构的检验检测报告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对于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机动车”的概念应如何理解双方有争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作出不利于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的解释。其次,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中将任锐光驾驶的车辆认定为“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但该车的发票及合格证载明其产品为“电动车”,且该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记载整车质量≤40kg,符合国家标准。被保险人任锐光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不具备专业识别能力,无法辨别其购买的车辆实际上是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所指的机动车,因此,被保险人在主观上并无违反保险免责条款的故意与过失。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但事故发生时,国家对于电动车是否需要强制上牌照并无明确规定,因此,被保险人客观上无法对涉案车辆进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号牌。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应对涉案保险免责条款中的“机动车”作出不利于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的解释,即具有通常的机动车外观及动力和办理证照等准入审批义务的狭义的机动车,而不包括交警在处理事故时按机动车处理的机动车辆是正确的。基于涉案车辆销售发票、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存有误导性以及被保险人并无违反保险免责条款的故意与过失等事实,任锐光驾驶涉案车辆发生保险事故,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本案廖少玲、任竟科、任韵作为受益人,有权向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主张给付保险金30000元。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人寿保险广州市分公司上诉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婷

审判员 庄晓峰

审判员 王泳涌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廖舒婷

黄小曼

李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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