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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广州增城支公司与广州思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05-26 12:12发布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01民终31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2号3栋1层101、102、103、104房。

负责人:单满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植栋,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韶婧,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楒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大金钟路67号六楼610房。

法定代表人:彭红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碧云,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林,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与广州思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粤0118民初856号民事判决。广州思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广州思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注销,由其总公司楒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楒科公司)参加诉讼。2020年2月20日,本院作出(2019)粤01民终2330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2020)粤0118民初332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并改判驳回楒科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楒科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根据案涉保单特别约定第3条的明确约定,死者林伯扬无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且其死亡后第三天从其心脏中抽取血液仍检测出乙醇成分,可以合理推断其在事故发生并造成其死亡时存在饮酒驾驶的情形,同时,依照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交通事故另一方当事人陈东兆亦存在醉酒驾驶的情况,完全符合上述特别约定条款所约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二、一审判决对案涉保单特别约定第3条的理解错误,不符合条款行文所显示的明确含义。该条款本身就是对保险人的义务或责任范围进行限定的合同条款,保险人的义务或责任应当适用此条款的约定予以确定。案涉保险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人不存在脱离或超越保险合同约定之外的义务或责任。三、案涉保单特别约定第3条,是合同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对双方权利义务达成的一项合意,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遵循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理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从商业保险活动中保险人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此相关行为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及相应事故强度的风险系数均会明显增高,而保险人从避免自身过大、过多风险的角度出发,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此相关的行为后果不承担保险责任,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非议或苛责之处,因为其本身只是一种商业保险活动中的商业性的权利义务安排。四、案涉保险是雇主责任保险,承保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对其雇员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楒科公司对林伯扬家属的赔付范围和金额,是针对林伯扬死亡的结果而做出的,楒科公司对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索赔,也是基于其针对林伯扬的死亡这一结果的赔付而提出的。楒科公司对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索赔,与林伯扬的死亡结果存在直接的关联,是以林伯扬的死亡结果为基础和依据的,而不是仅以事故是否发生为依据。林伯扬的死亡与其无证、未佩戴头盔、饮酒驾驶明显存在因果关联。案涉保单特别约定第3条中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相关约定情形,与林伯扬死亡的结果存在直接的对应和关联性。综上所述,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对案涉事故无需承担任何保险赔偿责任,请法院依法审查,改判支持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上诉请求。

楒科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系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从《投保单》特别约定第3条复制而来。《投保单》是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事先拟定内容并直接打印给海峰公司盖章的资料,该特别约定第3条不属于海峰公司可填写勾选、修改或撤销的内容。海峰公司与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未就《投保单》中特别约定进行过任何的协商行为。虽然海峰公司在《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或《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中“投保人”处盖章,但海峰公司只是确认知晓案涉《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的内容,而案涉《雇主责任保险条款》内容不包含《投保单》或《雇主责任保险单》中特别约定有关内容,故保险人没有就《投保单》或《雇主责任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第3条向海峰公司进行解释、说明并使海峰公司理解。并且,《投保单》或《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是变更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单方变更保险责任范围的行为未经得海峰公司的明确认可,故特别约定第3条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投保单》或《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是免除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责任的条款,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不仅未对特别约定第3条加粗加黑等以提示海峰公司注意,并且没有对海峰公司作出解释说明,故特别约定第3条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楒科公司作为案涉保险的共同被保险人,不受该条款内容的约束。二、即使认为《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3条对双方发生效力,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同样不能依据该条免除保险责任。因为,经交警部门查明,林伯扬不存在酒后驾驶的情形,只有肇事方陈东兆存在饮酒后驾驶的行为。再者,特别约定第3点应当理解为由于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导致的事故,保险人才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林伯扬不存在酒后驾驶、无证驾驶或驾驶无证机动车辆的行为,交警部门亦已查明林伯扬死亡结果与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故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根据特别约定第3条要求免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楒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向楒科公司支付保险金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广州市海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签发了《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人数:150人;保险项目:(一)伤亡责任限额:每人责任限额50万元,人数150人;……保险期限自2018年6月30日0时起至2019年6月29日24时止;特别约定:1.本保单对被保险人雇员死亡残疾每人赔偿限额为50万元整……3.保险人不承担所有因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事故的任何赔偿责任。4.本保单记名承保,后附雇员清单壹份,作为本保单不可分割部分。5.本保险单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出险后投保人必须在24小时内拨打020-95519或40086-95519报案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6.经投保人确定,被保险人雇员从事的职业是物业保安,……7.经投保人告知,被保险人所有雇员已投保本保险,对于因被保险人遗漏或人员变动未及时批改导致在保单雇员清单上无记录的雇员,如在本保单约定的遗漏人次限额内,且能提供出险人员以下所列其中两种材料:①有出险雇员签名的入职登记表、②社保缴纳证明、③劳动合同,保险人在本保单主险条款责任范围内以及保单约定限额内进行赔付,但不承担任何附加险赔偿责任;如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的雇员人数多于投保时人数,保险人按投保人数与实际人数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本保险单全年累计遗漏或人员变动未批改的人次限额为3人次。8.共同被保险人:广州思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9.被保险人雇员工作地点为:1.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69号;2.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2号。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第四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因下列情形导致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及意外事故伤害;……(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二十三条:被保险人收到其工作人员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做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四条: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对诉讼进行抗辩或处理有关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第二十六条: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二)仲裁机构裁决;(三)人民法院判决;(四)保险人认可的其它方式。第二十七条:被保险人给其工作人员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工作人员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第二十八条: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被保险人对其工作人员因本保险合同列明的原因所致伤残、死亡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一)死亡: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每人伤亡责任限额内据实赔偿;……第三十二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有其他相同保障的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存在,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保险人对本条款第二十八、二十九及三十条项下的赔偿,仅承担差额责任。……第三十三条: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上述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一节包括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第六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七)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醉酒导致伤亡的;……第七条: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八条: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主张对涉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提供《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作为证据。该《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有投保人广州市海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记载销售人员黄敏泳已向投保人详细解释该保险合同条款的全部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已充分理解。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8年9月1日0时3分许,陈东兆饮酒后驾驶桂A×××××号小型轿车沿着119省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林伯扬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沿着119省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在前。双方车辆行驶至119省道38KM 86M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上扶罗村路段时发生碰撞,造成林伯扬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根据现场勘查、证人证言、检验鉴定、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陈东兆醉酒后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同车道行驶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过错。林伯扬虽有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但其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陈东兆过错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陈东兆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林伯扬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广州思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于2018年9月1日向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报案,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出具《关于“林伯扬死亡案件”理赔意见函》,以林伯扬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一案,属于《雇主责任保险》特别约定第三条和第七条范围,不适用附加险条款,本次事故保单责任不成立为由,拒绝赔付。对此,楒科公司提供林伯扬的员工入职登记表、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劳动合同书等作为证据,拟证明林伯扬是其员工。其中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林伯扬2018年8月的工伤保险费为补缴的。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判断,并认为从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可以看出2018年8月林伯扬就已经缴纳了工伤保险费,所以林伯扬的死亡事故应当由工伤保险来赔偿,楒科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楒科公司提供马伟花出具的《证明》载明林伯扬家属马伟花等人已收到楒科公司支付的赔偿款50万元,但楒科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到目前为止一共赔偿了39万元给林伯扬的家属,并提供两份马伟花出具的《收据》确认收到合计39万元,其中29万元有转账凭证证明。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楒科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有造假之嫌。林伯扬的妻子马伟花出庭作证证实:其收到楒科公司的赔偿款共39万元,其中29万元是转账支付的,10万元是现金支付的,之所以出具《证明》称收到赔偿款50万元,是因为楒科公司当初承诺赔偿50万元,但楒科公司称要等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赔偿了保险金50万元才能支付剩余11万元赔偿款。

楒科公司主张赔偿39万元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林伯扬家属可以获得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赔偿,仅仅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两项赔偿就达到70多万元。

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2月19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264号仲裁裁决书,确认林伯扬与楒科集团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2018年8月14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楒科公司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起诉,后申请撤诉。上述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6月23日,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编号5505908《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林伯扬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

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认为楒科公司没有按照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参与仲裁及诉讼事宜,导致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无法行使抗辩权,损害了其利益。

一审法院认为:责任保险合同是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所订立的保险合同。楒科公司依据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承保的雇主责任险要求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本案为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对林伯扬是否属于楒科公司的员工提出异议,根据《雇主责任险保险单》特别约定第7条,只要楒科公司能够提供有出险雇员签名的入职登记表、社保缴纳证明、劳动合同等其中两种材料,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就应在主险条款责任范围内以及保单约定限额内进行赔付。楒科公司已经提供了上述三种材料,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没有提出有效反驳意见及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楒科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并据此认定林伯扬是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承保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对象之一。

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认为林伯扬酒后无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符合《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约定,因此其无需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原因是陈东兆醉酒后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同车道行驶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陈东兆的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过错。林伯扬虽有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但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由此可知,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主张的林伯扬的上述行为与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保险人不承担所有因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事故的任何赔偿责任”的约定,应当理解为保险人对上述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并非对与上述行为无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解释将扩大保险人免赔事由的范围,不合理地免除保险人责任。因此,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主张的上述免赔事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第六条约定,工伤是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范畴。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主张林伯扬不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实质上是否认林伯扬因涉案事故所受伤害属于工伤的范畴。但是,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将林伯扬因涉案交通事故受到的伤害认定(或视同)为工伤。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认为楒科公司没有按照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参与仲裁及诉讼事宜,导致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无法行使抗辩权,损害了其利益。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楒科公司是否通知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参与仲裁或诉讼,不影响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提出抗辩的权利,但关键是,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能够反驳林伯扬的事故属于工伤的证据,因此,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林伯扬的事故属于保险事故。

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主张林伯扬已缴纳工伤保险费,按照《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第三十二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有其他相同保障的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存在,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对本条款第二十八、二十九及三十条项下的赔偿,仅承担差额责任。楒科公司认为上述保险条款属于免责条款,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条款减轻了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赔偿责任,属于免责条款。虽然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提供的《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载明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销售人员已向投保人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但是上述条款并不包含在保险条款“责任免除”一节中,而是一个单独条款(第三十二条),且该条款的字体也没有加粗加黑,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故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

退一步来讲,即使上述免责条款产生法律效力,由于楒科公司是在林伯扬因工死亡后才为其补缴工伤保险费的,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款“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新发生的费用”,是指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前发生工伤的职工,在参加工伤保险后新发生的费用。其中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按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二)因工死亡的,支付参保后新发生的符合条件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六个月的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的规定,林伯扬家属不能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包括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赔偿。而根据上述规定的标准,丧葬补助金为61752元(10292元/月×6个月),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847180元(42359元/年×20),合计908932元,超过了雇主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因此,即使适用保险条款第三十二条约定,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仅承担的差额部分亦已超过保险赔偿限额,其保险赔偿责任并未减轻。综上,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以保险条款第三十二条为依据主张减轻其赔偿责任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第二十七条约定:“被保险人给其工作人员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工作人员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只有在楒科公司履行赔偿义务后,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才需要赔偿保险金给楒科公司。本案中,楒科公司向林伯扬家属赔偿了39万元,有29万元的转账凭证和10万元的现金收据为证,收款人马伟花(林伯扬的妻子)亦出庭作证证实收到39万元赔偿款,虽然马伟花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不符,但楒科公司在开庭时已自认只赔偿了39万元,故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明》不具有证明力,但根据其他证据足以认定楒科公司实际赔偿数额为39万元。依照上述规定,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只需赔偿保险金39万元给楒科公司。对于楒科公司主张超过部分的保险金,因尚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林伯扬的事故属于工伤,楒科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包括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赔偿责任,楒科公司已经赔偿39万元给林伯扬家属,该赔偿不超过有关法律规定的标准,同时由于该事故属于保险事故,故楒科公司要求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赔偿保险金39万元,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赔偿保险金39万元给楒科公司;二、驳回楒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负担7150元,楒科公司负担165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是否有权依据《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免除赔偿责任。《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约定:“保险人不承担所有因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事故的任何赔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上述条款中“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前欠缺主语,未明确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的主体。由于案涉保险属于雇主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其雇员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根据保险人风险控制的合同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理解,上述条款规范的对象应是被保险人的雇员,其他人的行为并非被保险人及其雇员所能掌控,不应成为免责事由的考量因素,因此本案所讨论的应是楒科公司的员工即死者林伯扬的行为,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上诉时所提及的事故肇事方陈东兆醉酒驾驶的行为不属本案免责事由的讨论范畴。

第二,从上述条款中“因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事故”的文字用语而言,已经清楚表明事故发生须与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具有因果关系。上文已论述行为主体须为雇员,故此处应讨论事故是否与林伯扬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具有因果关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肇事方陈东兆的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过错和全部责任。交警部门并未认定林伯扬存在酒后驾驶行为,交警部门认为林伯扬虽有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行为,但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林伯扬的死亡后果是因事故所致,二者具有一致性,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将死亡后果与事故进行切割,认为林伯扬的死亡后果与其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联,与交警部门的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以林伯扬“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和驾驶无证机动车辆”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并不符合《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第3条的约定,其主张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第四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因下列情形导致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及意外事故伤害;……(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死者林伯扬是楒科公司的员工,林伯扬的死亡事故属于工伤,楒科公司也因该事故对林伯扬的家属进行了赔偿,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应当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向楒科公司支付保险金,一审判决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人寿财保广州增城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杰

审判员 王泳涌

审判员 汪 婷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曾 正

肖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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