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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与浙江物产迁安国际物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2021-08-02 15:42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210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东路318号金苑宾馆。

法定代表人:解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欣荣,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庄严,辽宁诚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物产(迁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迁安市沙河驿镇北方钢铁物流产业聚集区驿港路3号。

法定代表人:孙金丹,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志坚,河北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二审第三人):浙江物产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97号浙商财富中心2号楼9楼。

法定代表人:袁中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福东,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叶鹏,该公司职员。

再审申请人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物产(迁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迁安公司)、浙江物产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衡水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证明。“锦德3”轮除案涉10037.8吨铁精粉外,共计装有22542吨铁精粉,浙江公司除其支付的989万外,尚余货款的支付去向一、二审法院尚未查清。且从案外人洋浦津盛船务有限公司提供的结算清单来看,案外人天津伊萨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伊莎林公司)并未支付全部运费,尚欠运费的支付方也未查清。(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衡水公司提交的《葫芦岛港过户说明》足以证明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交易行为,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是第一次发生买卖关系,因为迁安公司急需装运,故而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是采取直接交易的事实合同行为,双方并不存在一、二审法院认定的跨越式交易。综上,衡水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迁安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衡水公司主张其与迁安公司是第一次交易的理由不足采信,双方第一次交易却不签订书面合同,于理不合。(二)衡水公司在一、二审程序中认为其与迁安公司之间存在口头合同,但在再审申请中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认为其与迁安公司之间存在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前后矛盾,且即便适用该条款,也只能证明双方之间有交接货物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衡水公司主张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四)衡水公司的再审请求超过6个月。

浙江公司提供书面意见称:(一)浙江公司与衡水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迁安公司是其物流环节的代理人。衡水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认为双方是第一次交易,但这与其民事诉讼状中提出的双方存在长期业务接触,关系尚好的说法矛盾。(二)根据船舶散装铁精粉的惯例,为避免纠纷,不可能将两家不同供货商的铁精粉散装在一艘轮船上。(三)衡水公司向迁安公司交货属于遵守港口惯例及交易习惯,双方存在跨越式交易。

综合各方的主张和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衡水公司申请再审是否超6个月法定期限;(二)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一)关于衡水公司申请再审是否超过6个月法定期限的问题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63号民事判决即本案二审判决后,衡水公司已于2014年10月23日向该院提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请求,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经刘立军签字确认的《申请再审释明笔录》为证,故此,衡水公司申请再审并未超过法定期限。

(二)关于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衡水公司主张其与迁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迁安公司支付货款,则需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方当事人进行交易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通常需订立书面合同,合同中要写明合同标的物的种类、数量、质量等级、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基本内容。未订立书面合同的,也可以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除上述形式外,口头形式的合同也为审判实践所认可。但在本案中,衡水公司主张与迁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既未能提交书面合同,也未能提交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形式的合同或者对方承认的口头合同,故衡水公司主张与迁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衡水公司举示《葫芦岛港过户说明》拟证明案涉10037.8吨铁精粉在葫芦岛港口过户给了迁安公司,对此迁安公司承认已接收到案涉铁精粉,但认为该案涉铁精粉是天津伊莎林公司基于其与浙江公司之间的《国内铁精粉委托代销合同》而交付的,并不认可迁安公司与衡水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衡水公司除《葫芦岛港过户说明》之外,并未提供其与迁安公司就货物的质量、干吨或湿吨、单价、交货方式、付款方式等保证买卖可以正常履行的相关约定的证据。至于浙江公司是否尚余货款未支付,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也并不能当然推导出浙江公司尚未支付的货款即是应支付给衡水公司的结论。

再次,迁安公司委托代理人朱志同的委托证明书中载明的权限是:“办理在葫芦岛港的计划、报港、出库、结算业务”,其并无买卖铁精粉的权限。衡水公司作为一家买卖铁精粉的企业,在未见朱志同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凭口头约定即将如此大额的货物交付,不符合常理。而从衡水公司代理人刘立军于2012年6月18日与朱志同签署《葫芦岛港过户说明》后,案涉铁精粉装上“锦德3”轮,至刘立军作为案外人唐山浦发贸易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与朱志同在葫芦岛港又多次签署《葫芦岛港过户说明》,此期间长达月余,衡水公司并不存在无法签订或补签书面合同的困难,但却一直没有与迁安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也违背通常的交易习惯。

最后,关于运费支付问题。从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案外人洋浦津盛船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欠款明细》及《开票明细》来看,天津伊莎林公司已支付且开票的费用共计2800000.43元,分别为:“金珂3”轮运费812088元,“锦德3”轮运费747500元,“华锦新”轮运费740250元,“华盛112”轮运费500162.43元。尚未支付的费用共计869067.57元,分别为:“金珂3”轮的滞期费50000元,“利发2”轮落空违约金130000元,“锦德3”轮滞期费85000元,“华锦新”轮滞期费85000元,“华盛112”轮运费408337.57元,“金泰58”轮海事报告费10730元和落空违约金100000元。从上述可知,天津伊莎林公司已经支付案涉铁精粉所装载的“锦德3”轮的整船运费,尚欠的仅为滞期费85000元,故并不存在衡水公司认为的天津伊莎林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因了解部分货物不是其所有而仅支付了“锦德3”轮部分运费的情况。同时,“锦德3”轮的整船货物的保险费用也为天津伊莎林公司支付。

综上,衡水公司仅凭《葫芦岛港过户说明》和口头陈述其与迁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明力显然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一、二审法院认定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至于衡水公司与迁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跨越式交易,并不影响一、二审法院依据证据不足对双方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衡水隆昌源物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郑学林

审判员  张志弘

审判员  范向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原楠楠

书记员  陈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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