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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福深圳市凯尔斯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

2021-07-04 14:11发布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3民再178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王运福。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漫,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凯尔斯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楷。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念军,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政,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

负责人:王运福。

原审被告:王贺宁。

上述两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漫,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运福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凯尔斯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尔斯公司)和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以下简称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7)粤03民申37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运福及原审被告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漫,被申请人凯尔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念军、李学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运福申请再审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判决王运福不承担责任;3、请求法院判决原审、再审费用由凯尔斯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程序上,宝安法院的送达方式不合法,导致王运福对该案不知情,剥夺了王运福的诉讼权利。凯尔斯公司于2013年8月9日向宝安法院起诉王运福,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l723号案件(以下称前案),后因王运福申请鉴定,凯尔斯公司在2014年7月28日申请撤诉。基于相同的诉讼标的以及诉讼主体,凯尔斯公司再次提起诉讼,宝安法院受理并作出(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510号民事判决。两案的诉讼主体完全一样,王运福在前案中有明确的地址送达以及联系方式,宝安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前案的地址确认联系王运福,或者通过律师联系到王运福。但宝安法院没有穷尽所有的送达方式联系王运福,直接剥夺了王运福的诉讼权利,送达程序不合法。二、实体上,王运福认为凯尔斯公司向宝安法院提交的《货款确认书》是伪造的,作为本案的核心证据,没有经过王运福质证,也没有经过鉴定的程序,不能成为判决的依据。1、王运福曾在前案中提出对《货款确认书》质疑,《货款确认书》没有王运福或代理人签字。王运福要求凯尔斯公司详细说明该证据的来源,对该证据的公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后因凯尔斯公司的撤诉而没有进行。可见,王运福对该核心证据是不确认的,认为是伪造的。2、在前案中,凯尔斯公司提交了大量《订单》、《送货单》、《收料单》三类证据。此三类证据充分显示,凯尔斯公司是与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得利公司)发生交易。在《订单》证据中,部分《订单》是澳得利电子厂发出,部分《订单》是澳得利公司发出;而在《收料单》的证据中,全部都是澳得利公司签收。澳得利公司的成立日期2013年5月23日,印证了凯尔斯公司的交易主体是澳得利公司,并非澳得利电子厂。根据合同相对性,不同的交易主体各自承担对应的债务。而凯尔斯公司将所有的涉案交易都归责于澳得利电子厂,由此也可以证明是凯尔斯公司伪造了《货款确认书》。3、事实上,凯尔斯公司已经明确与澳得利公司交易结算,王运福向宝安法院提交《退货明细表》用于证明此情况。《退货明细表》明确说明了澳得利公司向凯尔斯公司退货416951元,有凯尔斯公司的代表“张某”签名确认,签署日期是2013年7月22日。伪造《货款确认书》的日期是2013年7月23日,凯尔斯公司若认为所有交易都是澳得利电子厂的,那么按照常理,澳得利电子厂退货肯定会反映在《货款确认书》上并进行扣减,但伪造的《货款确认书》没有列明扣减的相关事项,由此也可以证明该证据是伪造。

凯尔斯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予以维持。1、王运福与澳得利电子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物料订单》、《送货单》、《收料单》、《货款确认书》共四类证据予以证实,以上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凯尔斯公司已经履行供货义务,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货款是客观事实。2、凯尔斯公司已经履行供货义务,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货款最关键、最核心的证据为《物料订单》、《送货单》、《收料单》,上述三类证据足以证明凯尔斯公司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货款。《货款确认书》是依据上述三类证据所做的借款,是对供货及欠款事实的再次确认。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货款确认书》,以《物料订单》、《送货单》、《收料单》三类证据也足以认定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货款的事实。王运福提出对证据《货款确认书》的任何质疑对认定上述客观事实并无影响。3、《货款确认书》上加盖印章为澳得利电子厂,本案中澳得利电子厂和王运福并未就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王运福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说明《货款确认书》有问题。4、王运福并未就《物料订单》、《送货单》、《收料单》三类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任何质疑,但提出部分与澳得利电子厂无关联,是澳得利公司所为与事实不符。首先,在澳得利公司2013年5月23日成立之前,凯尔斯公司一直向澳得利电子厂供货,交易模式为:订货-送货-收货,《物料订单》是由“王贺宁”代表澳得利电子厂批准签发的,这部分没有任何争议。其次,王运福质疑是澳得利公司所为部分,是由澳得利电子厂订的货,该订单在2013年5月20日以澳得利公司名义收货,实际上2013年5月20日澳得利公司尚未成立。该公司实际成立日期为2013年5月23日,当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5、王运福主张澳得利公司向凯尔斯公司退货的事实不存在,事实上,凯尔斯公司并无“张某”其人,退货明细注明退货单位为“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与凯尔斯公司主张的并不一致。二、请依法判令澳得利电子厂的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王贺宁对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宝安法院驳回了凯尔斯公司请求王贺宁对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凯尔斯公司为避免浪费有限的诉讼资源,尽快收回债权,因此并未提请上诉,但王贺宁是澳得利电子厂的实际控制人是不争的事实,其依法应对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凯尔斯公司与澳得利电子厂的交易过程中,王贺宁是澳得利电子厂《物料订单》的批准人,是澳得利电子厂《收料单》的审批人,其签发银行支票向凯尔斯公司支付货款,澳得利电子厂的公章由其保管,其担任澳得利电子厂的经理,公司业务均是由其进行控制和管理,故澳得利电子厂登记注册的投资人虽是王贺宁的父亲王运福,但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均为王贺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之规定,请依法判令王贺宁对澳得利电子厂拖欠凯尔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510号案诉讼程序合法,并未剥夺王运福的诉讼权利。1、原审法院在原审的送达阶段向王运福的身份证地址、澳得利电子厂所在地址进行了送达,其中送达给王运福的地址与王运福在再审申请书上自认的地址一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穷尽了送达手段均未成功送达,后依法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相应诉讼法律文书符合法律规定。2、因向王运福自认的地址进行送达都未能成功,再结合原审当时王运福及澳得利电子厂有大量债权人追债的事实,完全有理由认为王运福在原审当时逃避诉讼,送达不能的结果是王运福有意为之。3、王运福主张应当通过(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l723号案的王运福的律师对王运福进行送达更是于法无据,因前案与本案并非同一案件,在办理相关委托手续之前,当事人原审案件委托诉讼代理人并不是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凯尔斯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澳得利电子厂立即支付拖欠凯尔斯公司货款人民币974,84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二、判令王运福、王贺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澳得利电子厂、王运福、王贺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至2013年5月期间,凯尔斯公司与澳得利电子厂之间曾存在业务往来,具体为澳得利电子厂从凯尔斯公司处购买翻上盖、翻下盖、底壳、按键等电子零部件产品。双方曾进行过对账,2013年7月23日,澳得利电子厂给凯尔斯公司出具一份《货款确认书》,确认澳得利电子厂已累计拖欠凯尔斯公司货款974,840元,并承诺于2013年8月5日前付清全部货款,但是到期后澳得利电子厂却并未依约付款。在《货款确认书》中,澳得利电子厂承诺逾期付款按照每日0.5%计算违约金。原审法院另查明,王运福为澳得利电子厂的工商登记投资人。

原审法院认为,凯尔斯公司与澳得利电子厂之间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凯尔斯公司依双方约定履行合同后,有权要求澳得利电子厂支付相应的货款,澳得利电子厂没有及时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因此澳得利电子厂应支付凯尔斯公司货款974,8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由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按照日0.5%计算的标准过高,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调整为按照年利率24%计算,即违约金以974,8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7月27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凯尔斯公司要求王运福对澳得利电子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由于澳得利电子厂是个人独资企业,王运福系澳得利电子厂的工商登记投资人,凯尔斯公司此项请求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此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凯尔斯公司要求王贺宁对澳得利电子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由于根据凯尔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得出王贺宁是澳得利电子厂实际投资人的唯一结论,故此原审法院对凯尔斯公司此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澳得利电子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凯尔斯公司货款974,8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974,8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5年7月27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王运福对澳得利电子厂应当清偿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凯尔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48元、公告费390元,由澳得利电子厂、王运福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一、凯尔斯公司原审提交的《货款确认书》及所附的货款明细表上,在《物料订单》、《送货单》、《收料单》上载明的货款数额为690010元,其余款项(284830元)系由两张因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的支票推算出来的,其一系澳得利电子厂2013年7月9日所出具,金额为22320元,其二系王贺宁同日所出具,金额为262510元。王运福与澳得利电子厂仅确认《物料订单》、《送货单》、《收料单》上记载的数额为其应付货款,对凯尔斯公司所主张的其余货款均不确认。

二、王运福与澳得利电子厂再审庭审中称澳得利电子厂无备案公章,但主张澳得利电子厂只有一个公章对外使用,并向本院申请调取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广州市花都区税务局的年审报表上加盖的该司公章作为对比样本,与《货款确认书》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公章进行真伪的司法鉴定。凯尔斯公司认为无必要对上述公章进行鉴定。

三、王运福再审提交中国建设银行支票存根1050443XXXX并申请本院调查取证,以证明该笔货款已支付,同时证明凯尔斯公司存在“张某”这个工作人员。经本院调取银行流水并经各方质证,查明该支票出票日期为“2013年4月9日”,收款人为“张某”,金额为“22878”,用途为“货款”,附加信息为“深圳市凯尔斯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该款已进入凯尔斯公司的对公账户。凯尔斯公司确认已收到该款。

四、王运福与澳得利电子厂提交的《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退深圳凯尔斯物料明细》上未加盖凯尔斯公司公章,但有“张某”签名,签名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上面备注按套料13300套,共416951元。凯尔斯公司称该司并无名为“张某”的员工,且该证据的落款为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以凯尔斯公司提交的《货款确认书》及相关附表为判决依据,但在本案再审中,王运福与澳得利电子厂主张《货款确认书》上加盖的公章与澳得利电子厂使用的公章不一致,申请进行鉴定。由于凯尔斯公司提交的《货款确认书》上的金额与对方确认的送货单据的金额差距甚大,故《货款确认书》载明的金额真实与否系本案的基本事实,原审判决并未查明。另外,再审证据显示,凯尔斯公司确有收到澳得利电子厂以支票方式支付的货款22878元,该支票由“张某”持票兑现,证明凯尔斯公司确有“张某”其人,故对“张某”签名的退货订单,亦应予以核实。综上,原审基本事实不清,为查明案件事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本案应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510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重审。

再审申请人王运福预交的再审受理费13548元予以退回。

审判长  陈利鹏

审判员  蔡劲峰

审判员  乐 丹

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潘艺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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