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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与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2021-06-26 14:55发布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3民终6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吴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宜昌市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鸿之,男,汉族,1962年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兴魁,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春玲,女,汉族,1965年2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彦臻,男,汉族,1992年1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于春玲、余彦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于春玲、余彦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永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8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即:(1)判决撤销于春玲将其与余鸿之共有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无偿转让给余彦臻的行为;(2)判决于春玲、余鸿之、余彦臻连带偿还欠宜昌公司的借款本金540万元、利息190.35万元;(3)本案一、二审、执行代理费各24万元,差旅费2万元以及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余彦臻全额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013年10月余鸿之被中央纪委双规后,其妻于春玲为逃避债务,于2013年11月13日同时将其与余鸿之共有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xx花园x期、x期的三套房屋以买卖合同的方式出售给吕某、马某、余彦臻。2013年11月13日,于春玲与余彦臻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该房地产转让总价为人民币6614328元,该转让价款不含税”、第六条约定,“该房地产交易定金为人民币2万元”、第八条第二款约定,付款方式“买方(余彦臻)给付除定金、交易保证金之外的房款人民币6594328元,买方须一次性于2013年11月20日之前将上述房款支付至买卖双方约定的银行第三方监管账户、第九条约定“买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买方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第十一条“卖方应当于收到全部楼款(交房保证金除外)后七天内将该房地产交付买方,并履行下列手续:1、办理交接手续;2、交付该房地产钥匙”。请法院注意,此处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数额,是余彦臻应将支付给于春玲购房总款6614328元减去购房定金2万元后的购房余款6594328元,在2013年11月20日之前一次性支付到双方约定的银行第三方监管账户。庭审中,一审被告均没有向法院提交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至法院对“涉案房屋”诉前保全后,余彦臻按合同约定向于春玲支付上述购房款的证据。于春玲、余彦臻在事隔四年之后的诉讼中主张,余彦臻在签订购房合同以前已支付310万元预付购房款给于春玲,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不符。即余彦臻在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于2013年12月26日已将户口迁入“涉案房屋”所属派出所,并实际占有并使用、出租“涉案房屋”。上诉人依据上述证据认为,于春玲与余彦臻对“涉案房屋”是名为买卖实为无偿转让。于春玲、余彦臻主张“涉案房屋”已付购房款,具体付款方式为:2013年10月28日余彦臻以个人财产向深圳市华圳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圳兴公司)支付了210万元,用于偿还华圳兴公司所欠交通银行的借款,以赎回抵押的房屋;2013年11月6日余彦臻向于春玲支付购楼预付款100万元。2013年11月13日于春玲与余彦臻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涉案房屋转让价格是6614328元,2013年11月15日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并依法缴纳了相应房产转让税款。2017年5月12日至19日余彦臻陆续将购楼尾款3514328元全部支付给于春玲至此双方的交易已完成,合同履行完毕。上诉人认为,余彦臻在2013年10月28日向华圳兴公司支付的210万元,应是“华圳兴公司”欠余彦臻的债务,其法律关系属民间借贷。诉讼中余鸿之于2017年9月5日书写的《情况说明》“本人(余鸿之)确认,因解除该房产的抵押对深圳市华圳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210万元债权,也归本人所有”。上诉人不明白余彦臻对华圳兴公司拥有的债权怎么变成了余鸿之所有。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华圳兴公司至今没有偿还余彦臻的210万元欠款,余彦臻在2013年10月28日向华圳兴公司支付的210万元是余彦臻对华圳兴公司享有的债权,不是“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同理2013年11月6日余彦臻向于春玲支付的100万元因未在双方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是预付购房款,因此只能认定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往来款,如余彦臻还其母亲于春玲的借款,与购买“涉案房屋”无关。被上诉人余彦臻、余鸿之、于春玲主张将华圳兴公司与余彦臻、余彦臻与于春玲三个主体之间,在不同时间,因不同事由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抵销,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于2017年3月21日查封了“涉案房屋”。余彦臻在法院查封了“涉案房屋”后的2017年5月12日至19日,未经法院同意,借钱向于春玲支付3514328元购房款,于春玲、余彦臻母子恶意串通收取购房款3514328元的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6)22号《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财产保全期间,被保全人请求对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损害申请保全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准许,但应当监督被保全人按照合理价格在指定期限内处分,并控制相应价款。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被保全财产自行处分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的规定。一审法院本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被告的行为属民事诉讼法的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责令于春玲将其收取的3514328元购房款交法院控制。但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于春玲在人民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以后,收取余彦臻“涉案房屋”的购房款3514328元合法,混淆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依据于春玲与余彦臻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第二款付款方式的约定,“买方(余彦臻)给付除定金、交易保证金之外的房款人民币6594328元,须一次性于2013年11月20日之前将上述房款支付至买卖双方约定的银行第三方监管账户”、第九条约定,“买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买方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一审法院本应依据上述合同确认,截止2017年11月19日余彦臻应支付于春玲逾期付款违约金3851087.55元(6594328元×日万分之四×1460天)。从2017年11月20日以后每天的违约金是2637.73元。到2017年11月20日以后,本案的购房款价格应是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与约定的违约金之和10445415.60元。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9)5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撤销于春玲、余彦臻的违法行为,但一审法院却作出与事实法律相佐的判决。二、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对余彦臻的310万元资金来源进行调查违法。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一)项“众所知道的事实”的规定,认为余彦臻时年仅21岁,尚在大学读书没有收入来源,不可能有6614328元向其母亲购买“涉案房屋”。余彦臻主张其向“华圳兴公司”支付了210万元,向于春玲支付了100万元合计310万元是自有资金,但没有向法院提交银行流水证明该310万元不是其父母给予的证据,没有提交其310万元的来源。在余彦臻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310万元是其父母给余彦臻的,符合法律规定,应被法院采信,但一审法院却对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有认定。为查明事实真相,一审期间,上诉人申请法院对余彦臻310万元的收入来源到银行取证调查,上诉人认为,如果上述资金是其父母给与余彦臻的,那么于春玲、余彦臻主张余彦臻支付了涉案房屋的预付款就是子虚乌有。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申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否认余彦臻与父母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为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到银行调查取证,或者责令余彦臻提交银行明细证明310万元的收入来源,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公正判决。三、于春玲与余鸿之离婚前余鸿之的生产经营活动,余鸿之欠上诉人的属余鸿之与于春玲的共同债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收集到建行宜昌冯家湾支行出具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借人唐某根据余鸿之的请求,于2012年3月9日、2012年3月13日分两次(每次6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到余鸿之指定的收款人向立娜在建行宜昌冯家湾支行开设的账号4213xxxxxxxxx上。余鸿之于2012年3月10日至2012年3月14日,先后将唐某借给的1200万元付给两个单位630万元【其中付给宜昌弘健新材料有限公司500万元【该企业全部财产被远安县法院2017年3月30日作出的(2015)鄂远安执字第00273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变卖给宜昌汉陵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付给宜昌弗洛伊德商务有限公司130万元【该企业全部财产被远安县法院2017年3月30日作出的(2015)鄂远安执字第00023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变卖给宜昌众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付给4个个人562万元【其中付给李某某200万元、付给李某62万元、付给周某150万元、付给邹某150万元】。上述证据证明:余鸿之并未按照借条上载明的用途将借款支付给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宜昌市工商机关出具的证据证明:从2011年2月22日至今,余鸿之不是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余鸿之是本案的借款人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2号《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于春玲与余鸿之2016年8月9日协议离婚前,于春玲参与了余鸿之的生产经营活动,余鸿之的收入也用于了家庭生活,余鸿之所负债务依据《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2号《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是夫妻共同债务,于春玲是本案适格的被告。(1)余鸿之于2012年3月10日至2012年3月14日,先后将唐某借给的1200万元中的562万元付给李某某200万元、付给李某62万元、付给周某150万元、付给邹某150万元,上述个人与余鸿之的家庭生活是否有联系应由余鸿之举证。在余鸿之举证不能在情况下,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借上诉人资金用于家庭生活。(2)2011年12月于春玲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罗湖区太安路xx号百xxx花园x期xx栋xx、罗湖区布心路xxx花园x期x栋xx,三套住房抵押给银行,为“华圳兴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贷款13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2013年10月4日余鸿之被中央纪委双规,于春玲为逃避债务,以其子余彦臻的名义于2013年10月28日汇款210万元到“华圳兴公司”,将抵押在银行贷款的三套商品房赎回后,于2013年11月13日以2586261元的价格将赎回的两套住房卖给马某、吕某后将售房款2586261元据为己有,离婚后没有给余鸿之。将另一套住房以买卖为名无偿转让给其子余彦臻。于春玲称,“出卖涉案房屋价款6614328元截止2016年8月1日陆续以现金方式交付余鸿之共计约120万元,2016年8月9日协议离婚。余鸿之也在其书写的《情况说明》中对收到于春玲约120万元予以承认,但双方均没有提供于春玲支付约120万元给余鸿之的证据,上诉人对没有证据的120万元现金支付不予认可。于春玲承认涉案房屋是家庭共有财产,同理出卖给马某、吕某的两套住房后的房款2586261元也是家庭共有财产。上述证据证明,于春玲用其家庭共有的三套房屋参与了余鸿之在深圳的生产经营活动。庭审结束后,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上诉人出具的证据证明:于春玲与余鸿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在深圳购置了10套住房,共计1380.9平方米,于春玲辩称余鸿之的收入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其没有参与余鸿之的经营活动与上述事实不符。(3)—审庭审中,于春玲向法庭提交了于春玲自认的《公司印章移交清单》载明:“2013年11月17曰召开了关于弘健、弘讯等余鸿之作为实际控制人相关公司的非银行债权人协商沟通会议,为了有利于下一步工作的推进,现将相关公司印章移交至于春玲授权管理公司负责人黄毅以及非银行债权人一致行动人工作小组联合牵头人史启贵董事长、吴绍达会长”。上述证据证明,余鸿之被中央纪委双规以后,于春玲委托黄毅参与了余鸿之在宜昌全部企业的公章接收工作。于春玲否认其参与了余鸿之在宜昌开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在说谎。(4)于春玲向法院提交的湖北省高级法院(2015)鄂执字第00016-1号执行裁定书,以及上诉人一审期间申请罗湖法院向武汉市中级法院调取(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049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法院(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12号、00026号民事判决书都载明,于春玲、余鸿之是共同被告。于春玲参与了余鸿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余鸿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属共同债务,应连带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已被省、市两级法院生效的判决所确认。根据于春玲自认,“2009年以后,于春玲与余鸿之家庭并未购置任何房产,做任何投资,于春玲年收入较为丰裕”的情况,上诉人请求法院确认,于春玲2013年11月将赎回的三套住房中的二套住房转卖给马某、吕某后,获得房款合计2586261元,以及名为买卖实为无偿赠与给其子余彦臻的另一套房产,是于春玲与余鸿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并判决认定于春玲与余鸿之在其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各自的债权债务各自承担的内容,是借离婚为名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对离婚协议中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约定及行为及余鸿之放弃债权的行为予以撤销,并判决被上诉人连带偿还欠上诉人的本息及诉讼费用。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余彦臻也已按合同约定向于春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至于余彦臻是否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购房款以及购房款的来源,与判断房产的转让价款是否合理并不存在关联性,不会对该事实的认定造成影响,因此,法院不予审查”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余鸿之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另外,余鸿之申请调查令,申请对当时转款向某等资金的走向,说明与于春玲和余彦臻没有任何关系,有无偿都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不存在所谓的涉案财产,因为在2013年底就发生财产转移,因此,查清涉案的资金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被上诉人于春玲、余彦臻答辩称:一、上诉人当庭确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其依据债权人撤销权主张于春玲、余彦臻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涉案房产转让价款符合市场价格,余彦臻也全额支付了购房款,不存在无偿或低价转让的情形。1、涉案房产的转让价款符合市场价格,余彦臻已完全支付了涉案房产购房对价,不存在无偿或低价转让的情形。2、原审法院没有为上诉人调取余彦臻资金来源的法定义务,且购房款的来源与判定房产的转让价款是否合理,不存在关联关系。3、余彦臻支付购房款的时间以及是否收取违约金对房产转让价款是否合理,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诉人主张保全期间应将购房款提交法院,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所主张的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1、余鸿之向唐某借款时,于春玲并不知情,不具有举债合意。2、余鸿之的借款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3、于春玲已将出售房屋所得中属于余鸿之的部分交付给余鸿之,上诉人应向余鸿之主张权利。四、余彦臻已经取得了涉案房产并已实际占有使用,其物权应当得到保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宜昌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于春玲2013年11月15日将其与丈夫余鸿之共有的位于深训市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建筑面积303.73平方米的住宅,以买卖为名,无偿转让给儿子余彦臻的行为;2、判决被告于春玲、余鸿之、余彦臻连带偿还欠原告宜昌公司的借款本金人民币540万元、连带偿还利息190.35万元(从2012年3月13日至2017年3月12日),合计730.35万元。并从2017年3月13日起,每天连带支付原告的利息1043元;3、本案一审代理费24万元,差旅费2万元,由被告连带承担,如果诉讼到二审,二审及执行阶段发生的代理费、差旅费,由被告承担;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3日,被告余鸿之出具《借条》,表示因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今借到唐某60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2012年3月13日将该借款汇至其公司员工向某账户,此款于2012年4月1日前归还,借款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息随本清。2016年9月6日,被告余鸿之在上述《借条》写明,本人余鸿之确认该笔540万元本息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偿还。

2017年1月18日,原告与唐某签订《协议书》,将唐某对余鸿之享有的540万元债权本息转让给原告。同日,唐某向被告余鸿之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其与原告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被告余鸿之将540万元债务本息直接偿还给原告。被告余鸿之签名确认收到,并表示本金正确。

2013年11月13日,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彦臻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于春玲将其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产转让给被告余彦臻,房产建筑面积303.73平方米,使用年限自1998年1月8日至2068年1月7日止,转让价款为6614328元,交易定金为2万元,除定金外,被告余彦臻需再付6594328元的房款,双方须于2013年11月20日前将上述房款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第三方监管账户。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3年11月15日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将房产变更登记至被告余彦臻名下,登记价款为6614328元,并按上述价款缴纳各项税费。因上述房产过户前,已作为抵押物为华圳兴公司向交通银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为了办理过户手续,被告余彦臻于2013年10月28日向华圳兴公司支付了210万元款项用于赎楼。被告余彦臻和被告于春玲均确认上述款项为支付的部分购房款。此外,被告余彦臻于2013年11月6日向被告于春玲汇付100万元,于2017年5月12日汇付30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汇付105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汇付2164328元。上述款项与支付的赎楼款合计6614328元,即为被告余彦臻向被告于春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

被告余鸿之与被告于春玲为配偶关系,被告余彦臻为双方的儿子。被告余鸿之与被告于春玲于2016年8月9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其中关于财产及债务约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双方现在各自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存款、房屋归各自所有,不予分割。1、债权处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共同确认各自享有的对外债权归各自所有,由双方各自进行权利主张,另一方不得有任何异议并进行权利主张。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由双方各自承担,不得因债权不能实现而追究对方任何责任;2、债务处理。女方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男方的投资及男方实际控制的所有公司的经济活动,男方也未以企业资金或对外借款用于任何家庭开支。因此,上述活动的任何债务均无条件由男方承担。双方共同确认夫妻无共同债务,如债权人主张权利的,由债务方各自负责偿还。

被告余鸿之认为唐某对其享有的债权已通过债转股的形式转化为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并提交了该公司的公司章程。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核准设立,公司章程显示唐某为该公司股东,出资0.693万元,占出资比例0.693%。但唐某本人否认了其为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章程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签名,也没有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处理其对余鸿之享有的债权。

为了证明原告主张的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被告于春玲提交了被告余鸿之出具的《关于唐某借款情况的说明》以及(2017)粵0304民初7804、7805号案件起诉状。其中《关于唐某借款情况的说明》,余鸿之表示在2014年9月23日出具《借条》时已告知唐某关于其财产状况以及于春玲与余彦臻的房产转让情况。起诉状则表示原告是2016年9月以后才知道于春玲与余彦臻房产转让情况。

原告庭审中再次确认本案案由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另对其主张代理费24万元及差旅费2万元,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已实际产生。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根据被告余鸿之向唐某出具的《借条》、原告与唐某签订的关于转让对被告余鸿之享有的债权的《协议书》及被告余鸿之签字确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可以确认唐某已将对被告余鸿之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原告取得了债权人的地位,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余鸿之虽辩称唐某对其享有的债权已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抵消,但其提交的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只能说明唐某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并不能证明唐某对余鸿之享有的债权以债转股的方式转换为该公司股权,况且唐某本人也否认了其为该公司股东及债转股的事实。因此,被告余鸿之提出的上述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撤销权请求是否过了除斥期间问题,虽然被告于春玲称被告余鸿之于2014年9月23日出具《借条》时已向唐某告知了房产转让情况,并提交了被告余鸿之出具的《关于唐某借款情况的说明》,但上述内容也只是被告余鸿之的个人说法,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另(2017)粵0304民初7804、7805号起诉状中,原告表示其也是2016年9月以后才知道的,上述时间距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也未超过一年期间。因此,被告于春玲辩称原告的请求已过除斥期间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撤销权能否成立。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彦臻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房产转让价款为6614328元,该房产面积为303.73平方米,每平米的转让价款约为21777元。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上述转让价款明显偏离正常的市场价格,而房产登记部门也是按照上述转让价款进行核准登记过户。因该房产转让价款已经房产登记部门核准,并作为缴纳各项税费的依据,具有公信力,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余彦臻也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于春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至于被告余彦臻是否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购房款以及购房款的来源,与判断房产的转让价款是否合理并不存在关联性,不会对该事实的认定造成影响,因此,法院对此不予审查。虽然房产是在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鸿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转让的,但因并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问题,原告对被告余鸿之享有的债权能否实现与被告于春玲和被告余彦臻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原告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彦臻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而原告主张要求各被告承担代理费和差旅费等费用,因原告的上述请求不能成立,加上原告也没有相应证据证实费用已实际产生,法院亦予以驳回。至于原告主张三被告连带清偿借款本息的请求,因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原告的上述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人民币64745元,由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7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1462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于春玲2013年11月15日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转让给余彦臻的行为;三、于春玲、余彦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不动产证号20005xxxxx)的产权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于春玲名下。该判决经已生效。

上诉人提供其与宜昌中信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其中约定:“一审、二审、执行代理费各24万元,在本案胜诉且执行款到账后三天支付该所,如果败诉该所不收取上诉人的代理费用”。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房产转让行为应否撤销、被上诉人应否对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房产转让行为应否撤销的问题。上诉人上诉主张,撤销于春玲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转让给余彦臻的违法行为,原审判决错误。鉴于本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8)粤03民终17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14621号民事判决,撤销于春玲2013年11月15日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转让给余彦臻的行为;于春玲、余彦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xx号xxx花园x期x栋xx房(不动产证号20005xxxxx)的产权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于春玲名下”。基于上述事实以及本案上诉人诉请的是同一房产撤销之诉,故本案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关于被上诉人应否对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应连带偿款上诉人借款本息。因本案为撤销权纠纷,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偿还借款本息,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处理。至于上诉人主张的代理费,因该费用尚未发生,本院对此亦不作处理。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820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745元,退还上诉人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上诉人二审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745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杰晖

审判员  李小丽

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林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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