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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广州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1-06-20 15:53发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民申4589号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陶冶,男,汉族,1970年4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跃,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仪,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XIAOTONGZHU,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铁珊,拓速乐汽车销售(北京)有限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朱晓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铁珊,拓速乐汽车销售(北京)有限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拓速乐汽车销售(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朱晓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铁珊,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陶冶因与被申请人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特斯拉广州公司)、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特斯拉北京公司)、拓速乐汽车销售(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拓速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陶冶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735号民事判决,本案依法指令再审或提审,支持陶冶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特斯拉广州公司、特斯拉北京公司、拓速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申请人仅提供tro×××@163.com作为本次交易的送达邮箱,被申请人所谓的“YeTAOMyTesla账号”并非申请人所创建,亦未经申请人确认。

(二)针对申请人支付的10万元定金是履行哪个订单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陶冶购车的下单时间晚于支付定金时间,不具有合理性。”二审法院则认可被申请人陈述:“特斯拉广州公司在内部登记上会有时间差,故导致时间滞后。”一、二审法院对此均认定事实不清。

申请人支付定金10万元的时间为2016年11月6日。而被申请人提供的RN85022103订单的创建时间为2016年11月11日,同时被申请人在二审调查中承认是在其内部登记上有时间差而导致滞后,被申请人该说法已经充分反映了其可以通过内部销售系统和订单系统对订单甚至付款时间进行随意修改、篡改。

通过把各个时间节点连接起来可知:2016年11月6日18:20:13,申请人在特斯拉天河体验店现场刷卡支付购车订金10万元——当晚20:35,被申请人业务马某烽做好合同后通过微信与申请人再次确认接收订单的邮箱为XX@163.com——当晚20:38:53,该邮箱即收到被申请所发来的RN81363084订单(前后只隔3分钟)。由此可见,申请人所支付的10万元订金就是支付RN81363084订单项下ModelX90D二代定制车的订金。

两审法院均忽略如此明显的证据链,反而对被申请人漏洞百出的陈述及证据加以认定,两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应当予以再审。

(三)被申请人在未经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其内部销售系统和订单系统将原购买ModelX90D二代定制车的RN81363084订单终止并重新生成了购买一代现车的RN85022103订单,此后,被申请人自行按照该新订单履行,并要求申请人付款、提车,而申请人以为仍在履行第一份二代定制车的订单,故而根据被申请人的指示付款、提车。被申请人的行为明显是故意欺诈申请人企图达到售出旧款一代库存车的目的。

(四)被申请人伪造《现车购买协议》虚构出申请人欲购买一代现车的事实,且无法提供该协议原件,该协议明显是基于本次诉讼而伪造的。

1、申请人自始表明从未签署过被申请人提交的《现车购买协议》,该协议属于伪造。

2、被申请人仅提供《现车购买协议》却没有附带车辆配置表,而车辆配置表是唯一能看出一代车还是二代车的重要附件,可见该协议属于伪造。

3、《现车购买协议》内容同时包含现车及定制车条款,所谓《现车购买协议》仅仅是抬头标明“现车”,被申请人的证据前后矛盾,更加佐证该协议根本不存在。

(五)ModelX90D一、二代车之间有着较大的价格差距,按照一代车仅给予12200元的现车优惠根本不足以吸引消费者舍弃二代车而购买一代车。

1、申请人在一审中提交了《(2017)粤江江海第3403号公证书》,证明申请人在2017年4月15日再次登陆被申请人购车官网时,已经清楚区分现车与定制车的订购渠道,而进入ModelX车辆订购网页时显示一代现车与申请人所订购的二代定制车之间存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价格差距。

被申请人却说给予了申请人12200元的现车优惠,照此推理,一、二代车的价格必须一样,否则优惠何来,这一点不仅与实际的售价不符,也不符合两代车之间的研发成本、不同的核心部件制造成本之间的差距,更不符合消费者的购买常理,即便便宜十几万消费者也不一定愿意购买落后产品,从上述公证材料中可以看出,已经距离二代车上市半年之久,被申请人官网上仍然库存有大量一代车现车。

因此,这12200元微弱的优惠只可能是二代现车的优惠或者是双方达成《汽车购买协议条款和条件》中“车辆进口关税和政府所收费用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差价将显示在最终购买价款内”,该条款中政府收费变化的部分。

2、被申请人在从购车至提车的全过程均故意不告知申请人12200元是什么优惠,在诉讼中才暴露一代车本身的定价就与二代车不同,此时被申请人已无法对该12200元优惠的具体指向自圆其说,由此看出被申请人欺诈行为属主观故意。

(六)被申请人在交付车辆时故意混淆申请人认知,使申请人以为其交付的是RN81363084号订单项下的二代定制汽车,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向被申请人就车辆不符提出异议,已经尽到消费者的合理谨慎义务,二审法院认为“可根据摄像头的数量,从外部初步判断出涉案车辆是否属于二代车”属于理解错误,认定事实不清。

1、虽然申请人陈述案外人二代车车主通过摄像头位置区分一、二代车,而该案外人能够区分是由于其本身是二代车车主,其能够清楚区分一、二代车以及摄像头的数量及位置,但并非代表从未见过二代车的申请人具备同样的区别能力。一、二审法院以此认定申请人应当具备同样的识别能力是属于偷换概念。

2、纵观被申请人所提交的《Modelx车主手册——中文版》、交付清单、公证书、车辆配置单以及MyTesla账号内容,都没有清楚标识对应的是一代车或者是二代车。

首先,被申请人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未明确标注车辆的产品标识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标识标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其次,被申请人在未得到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多次更改订单,而且故意隐瞒订单真相通知申请人付款、提车,其故意欺诈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被申请人在交付车辆时的《交付清单》属于格式条款,该交付清单中并未标注所交付的车辆是一代车还是二代车,现申请人对交付的车辆并非所欲订购的二代车而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第四,申请人在交付车辆三日内发现了二代车变一代车的问题,已立即向被申请人反映该问题并亲自前往天河体验店进行沟通,然而店长郭某及店员马某烽虽然承认二代车变一代车的事实,但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申请人故提起本次诉讼。

申请人认为,这不是消费者漠视或放任自身权益,更不是消费者未尽合理谨慎义务,而是作为销售方的被申请人故意混淆申请人的认知,侵害申请人的知情权,达到欺诈申请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意思表示所指向是RN81363084订单的Modelx90D二代定制车,而被申请人故意隐瞒并修改申请人定制汽车的订单,致使申请人陷入错误认识,以为还是履行原来的二代定制车订单,造成申请人提取车辆与所订车辆不一致的结果。被申请人作为经营者,其经营行为已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使得申请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完成了消费行为,并造成了申请人重大损失,因此,被申请人应按法律规定,返还购车款,并按照三倍购车款向申请人支付惩罚性赔偿。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法院结合案件相关事实,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735号民事判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特斯拉广州公司、特斯拉北京公司、拓速乐公司共同答辩称,(一)陶冶未能举证证明其欲购买二代定制车,相反,陶冶的实际履行行为已明确体现陶冶的真实意图为购买一代现车。双方实际已就购买一代现车达成合意,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无误,陶冶提出再审申请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现有证据已充分证明陶冶在购车过程所体现的真实意图为购买一代现车,而并非购买配备全自动驾驶硬件的新款二代车定制汽车。

在整个购车过程中,陶冶从未提及过定制车的相关事宜,亦从未作出过购买定制车的意思表示。陶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购车过程中表示其欲为购买二代定制车,相反,本案证据及陶冶的行为已充分表明其已欲购买一代现车:首先,陶冶购买涉案车辆已享受现车优惠,如购买新款二代车型定制车则无此价格优惠,陶冶在购车过程中十分关注该价格优惠。“RN85022103陶总提车之旅”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陶冶在支付尾款前询问,这个价格是不是把相关的那些优惠都含在里面扣完之后的最终价格,证明陶冶知道涉案车辆有现车折扣,并密切关注购买涉案车辆是否已享受了该现车折扣。其次,在车辆交付前,陶冶已通过在《交付清单》上勾选确认的方式认可《车辆进出口证明》、《一致性证书》,两份文件均明确载明涉案车辆生产日期为2016年10月,陶冶亲自勾选并认可所购买车辆系购车日期前已生产的现车且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证明陶冶已知道且应当知道涉案车辆系在购车日前已经生产的一代现车。再者,陶冶在购车过程中多次催促尽快交付车辆,只有现车能够满足陶冶的提车需求,陶冶选择购买的是一台可以尽快提车的现车,而不是定制车。定制车是基于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生产,而特斯拉工厂在美国,定制车从下订单、生产、出厂到运输至广州周期约3-4个月。“RN85022103陶总提车之旅”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陶冶分别于2016年12月4日、10日、12日三次询问车辆到哪里了,催促提车时间,定制车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陶冶希望尽快提车的迫切需求。由此可见,陶冶明知其购买的是购车前已生产的现车,而不是购车后才生产的定制车的事实。最后,陶冶在整个购车过程中,从未提及过定制车相关事宜。“RN85022103陶总提车之旅”微信群聊天记录和陶冶与销售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陶冶除多次询问车辆到哪儿,何时可以提车以外,从未询问过定制车相关事宜,也从未对微信群显示的不是定制车订单RN码,尾款需要备注的不是定制车订单RN码,关单和一致性证书显示车辆生产日期为2016年10月早于购车日期等等的不一致提出过异议,这些矛盾之处与陶冶主张的其欲购买二代定制车完全不符。

2、陶冶主张的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并未实际履行,陶冶与特斯拉广州公司之间真实履行的订单为现车订单RN85022103。

陶冶在再审申请书提及的特斯拉广州公司仅提供《现车购买协议》却没有附带车辆配置表,这是刻意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试听。特斯拉广州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已向法庭提交《现车购买协议》及订单号为RN85022103的一代现车配置表(详见特斯拉广州公司证据9,简称为“RN85022103现车订单”),RN85022103现车订单已载明车辆配置情况为“AutopilotHardware1”,中文译为“全自动辅助驾驶硬件”或通常所称的“一代车”。

陶冶的购车金额、定金支付情况、分批付款方式与其主张的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完全不相符,与现车订单RN85022103内容完全相符:首先,陶冶所支付的定金并非针对其主张的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所支付。陶冶提交了银行账单和订单确认邮件(详见陶冶证据4和5)证明其为定制车订单支付了10万元定金,但两份证据显示,陶冶支付定金的时间在当日18:20:13,陶冶邮箱收到定制车订单RN8136308的时间在定金支付后两个多小时,为当日20:38:53,且订单显示10万元定金为“应付定金金额”,由此可见,陶冶于2016年11月6日18:20:13支付的10万元定金并非对应其主张的RN81363084订单。事实上,陶冶于2016年11月6日同一天先后生成了两个订单,一个是线下的现车订单RN85022103,通过在特斯拉展示店内签署现车购买协议和现车配置单,并支付10万元定金的方式订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另一个是线上的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该订单是陶冶在线上自行点击车辆配置生成,但未支付定金,实际上买卖合同关系并未订立。陶冶在起诉状、律师函声称的先下订单后付定金,与客观事实及其提交的证据并不一致,陶冶在行为和事实上选择签订并履行了现车订单RN85022103,购买一台现车,而不是定制车。同时,特斯拉广州公司的内网系统从未被篡改,特斯拉广州公司提供内部系7统显示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已被取消(cancelled),是由于陶冶因未支付定金而取消,与实际情况一致:而与双方实际履行行为完全相符的现车订单RN85022103由于是通过线下方式订立,公司工作人员必须将线下协议扫描后完成手动上传并匹配车辆,客观上也无法保证实时上传,因此上传网上系统的时间会比订单实际生成时间稍晚几天,但上传的时间并不影响对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该现车订单的认定;而已取消的另一订单RN87253367与实际履行的现车订单RN85022103车辆配置完全相同,现车订单RN87253367相比现车订单RN85022103的交付时间较晚,因陶冶多次催促尽快提车,销售人员应陶冶尽快提车要求优先向陶冶配送现车订单RN85022103所对应车辆,因此现车订单RN87253367显示该订单状态为transferred,即已转至现车订单RN85022103。其次,陶冶实际支出的购车款与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并不相符。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的购车价格为1,063,600元,而陶冶实际向特斯拉广州公司支付的购车价格为1,051,400元,与现车订单RN85022103的购车价格完全一致(详见特斯拉广州公司证据9)。在陶冶购买涉案车辆时,一代现车享有12200元的价格优惠,而购买(2017)车无该价格优惠。陶冶在再审申请中提出,其在一审中提交的《(2017)粤江江海第3403号公证书》可证明一代车与二代车正常差价高达十万元,该主张纯属主观臆断,与事实严重不符。《(2017)粤江江海第3403号公证书》显示的系ModelsP85D一代车(见该公证书第9页)与Modelx75D二代Model价格对比(见该公证书第13页),对比车型与陶冶购买的涉案车辆Modelx90D车型并不相同,且ModelsP85D与Modelx75D车型不同款,二者的价格对比与其证明目的之间无关联。特斯拉公司作为致力于开发、制造高科技产品的新型企业,并非采取传统企业依据产品的生产成本区别不同代次产品价格的定价策略。最后,陶冶的付款方式与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的付款方式完全不符。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的应付定金为10万元,第二笔付款应付金额为25万元,总计价格1,063,600元(详见陶冶证据5);《现车购买协议》和《汽车购买协议》中均约定定制车客户的付款分三笔,第一笔定金、第二笔定金和尾款。本案陶冶共支付了两笔款项,第一笔定金10万元,第二笔尾款951,400.00元,与定制车订单RN81363084RN85022103式完全不符。除此之外,陶冶在汇付第RN85022103确备注RN85022103的订单信息,说明其履行的是现车订单RN85022103的付款方式。

因此,陶冶主观上已经知悉其所购买的是一代现车,陶冶的实际履行行为亦明确体现其真实意图为购买一代现车。双方实际已就购买一代现车达成合意,特斯拉广州公司按双方合意交付涉案现车不构成欺诈。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无误,陶冶提出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陶冶提车时未尽合理的谨慎义务系对其自身权益的放任,应当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在本次买卖合同签订过程中特斯拉广州公司已向陶冶充分告知交付车辆的真实信息,并未隐瞒任何相关信息,陶冶在接收车辆时已经了解且应当了解相关车辆配置信息,陶冶漠视自身权利,应当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首先,无论是《现车购买协议》还是陶冶提交的《汽车购买协议》,均约定“您同意在接收所购汽车时完成对该汽车的验收,且一旦汽车被您接收,将视为您已完成对汽车的验收”。陶冶在接收车辆时,特斯拉广州公司已经在交付涉案车辆的之前或是同时提供了《货物进口证明书》、《车辆一致性证书》、《ModelX车主手册一中文版》(详见特斯拉广州公司补充证据清单(一),前述随车文件明确告知了陶冶车辆生产时间、辅助驾驶硬件配置等,该等信息与涉案汽车的配置情形完全相符。陶冶在接收车辆时已经了解且应当了解涉案车辆配置信息,陶冶在接收车辆后又提出车辆配置不属于其购买的车辆,纯属出尔反尔。

同时,陶冶自述其购买的原因是根据特斯拉官网的宣传资料选择具有全自动驾驶功能的二代车,特斯拉公司在宣传具有全自动驾驶功能系统的车辆硬件时,突出宣传“该系统将包含8个摄像头,覆盖360度可视范围”(详见陶冶证据2)。而按照陶冶在一审庭审陈述,案外人在涉案车辆充电时,即能根据摄像头判断出涉案车辆不是二代车。在特斯拉官网宣传已经突出了全自动驾驶功能车辆将包含8个摄像头,而摄像头又可通过外部观察判断,但陶冶在提车时并未对车辆是否含有8个摄像头提出异议,是对自身权利的漠视,应当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的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陶冶提出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申请人陶冶认为三被申请人在涉案车辆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根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陶冶与特斯拉广州公司订立购车协议后,依据约定支付定金、尾款,并完成提车,提车时亦并未就车辆与其欲购买的车辆不相符提出异议,在车辆交易过程中,特斯拉广州公司对于车辆的性能及外观特征均有公开,未予隐瞒。从申请人陶冶享受的购车优惠,其勾选确认的《车辆进出口证明》、《一致性证书》,9天内三次询问提车时间等一系列情形表明,特斯拉广州公司在涉案车辆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并未有足够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双方订立的购车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陶冶关于解除合同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同时,陶冶认为三被申请人系共同经营,应共同承担返还购车款及按购车款三倍进行赔偿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陶冶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陶冶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丁海湖

审判员  陈可舒

审判员  王 庆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赵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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