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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勇彬杨支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2021-06-20 13:30发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民再323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翁勇彬,男,197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支华,女,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上列两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杰,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山市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105国道虎逊路段中海翠林兰溪园F2幢03商铺。

法定代表人:韩春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毅,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清,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0号中建海峡商务广场A座(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林向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鹭,该公司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芸庆,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何洪,男,197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现住广东省中山市。

申诉人翁勇彬、杨支华因与被申诉人中山市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中海公司)及一审被告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海峡公司,原名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建公司)、一审第三人何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民终227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07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粤民抗9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汪鹏基、钟和艳出庭。申诉人翁勇彬、杨支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杰,被申诉人中山中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清、岳毅,一审被告中建海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芸庆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何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监督。理由如下:

第一,即使翁勇彬、杨支华与中建海峡公司签订了安装班组协议,中山中海公司依法也应当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二人承担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结论,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完成中海龙湾国际二期项目的工程费用为564980.39元。一审法院认定二人收到工程款195517.65元。根据上述规定,即使二人与中建海峡公司签订了安装班组协议,不影响二人仍有权向发包人即中山中海公司主张要求支付所欠工程款,中山中海公司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二人承担责任。这是法律对实际施工人权益的特别保护。

第二,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5月15日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起算点正确,二审法院认定错误。虽然翁勇彬、杨支华作为实际施工人,2012年7月31日签订安装班组协议时对工程量和工程款应当知情,但二人已于2013年5月15日起诉中山中海公司并积极主张权利。为查明案件相关事实,法院追加中建海峡公司为共同被告,此时二人才知道法院意将安装班组协议与其向中山中海公司主张工程款关联处理,因此,一审法院将起诉之日即2013年5月15日作为二人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将签订协议之日作为起算点,没有充分考虑本案实际施工人已经积极向发包方主张权利、法院追加被告等实际情况,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申诉人翁勇彬、杨支华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并明确其再审请求为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杨支华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杨支华只拿过中建海峡公司给的4万元;翁勇彬、杨支华在本案诉讼中收到评估报告时才能明确知道协议存在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事由,此时才应起算其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杨支华当时并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何洪扬言如果不签就找人干掉杨支华和翁勇彬,杨支华被逼在迷迷糊糊中签了字。

被申诉人中山中海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维持二审判决。理由是:一、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的除斥期间应从签订班组协议之日即2012年7月31日起算,该协议明确约定一切债权债务关系结束,该班组不得再次提出任何索赔要求,翁勇彬、杨支华申请撤销该协议已过法定除斥期间,不具备法定可撤销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中山中海公司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形。一审法院委托出具的《评估报告书》仅按中海龙湾图纸二期的施工图纸作为鉴定工程量的依据,从而认定翁勇彬、杨支华的工程款为564980.39元,并要求中山中海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369462.74元,明显损害其合法权益,该评估报告不应被采信。翁勇彬、杨支华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应以施工期间由项目现场、第三方监理单位等共同签署认可的《工程签证单》、《工程完成确认单》确定,工程款应以翁勇彬、杨支华签署认可的《工程变更价款审批表》确定,实际上翁勇彬、杨支华实际工程款应支付的工程款仅为218900.16元,中山中海公司已超额支付224063.68元,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形。导致该部分造价差异的原因在于单价差异较大,申报结算单价严重虚高。本案工程价款争议的实际争议焦点并非工程量差异,而是由于申报单价高于结算标准及鉴定单价2倍以上,导致结算金额差异较大。根据鉴定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及单价差异对比的《工程造价对比表》,剔除人防工程及未经各方确认的工程量外,涉案工程按鉴定报告单价的结算金额为218900.16元,此金额与实际结算金额224063.68元基本一致,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

一审被告中建海峡公司述称,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维持二审判决。理由是:一、《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指向的工程是中山中海公司向翁勇彬、杨支华发包的工程,无论何洪是代表中建海峡公司还是中山中海公司与翁勇彬进行结算,所指向的工程款是唯一的,翁勇彬、杨支华无权与何洪结算后再向中山中海公司提出结算。翁勇彬在签订协议后就应当知道协议可能存在被撤销的情形,行使撤销权的起始时间即签订协议之日,结合其起诉时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二、杨支华称购买材料花费40万,既然班组协议的价款远远不够材料款,其应在签署协议之后的一年内以协议显失公平为由撤销,但其却未在一年内提出。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何洪再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2013年5月15日,翁勇彬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称,2011年3月18日,其开始在中山中海公司开发的中山中海龙湾国际花园(二期)处施工,包括二期地下室照明、应急照明、消防套管、电线管、人防工程、给排水套管等工程,所有工程施工完毕并交付。翁勇彬由中山中海公司的项目经理吕秉光介绍入场,中建三建公司与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工业公司)也加入进来承包中山中海龙湾国际花园(二期)的相关工程,因此翁勇彬所实际施工的相关工程更多表现为交付给湖南工业公司,具体工程请款、变更工程、交接也体现为中建三建公司与湖南工业公司,人防工程总承包由广州市巨安人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巨安公司)承包。经翁勇彬核算,翁勇彬班组人员共施工涉及工程款676939.71元,其中给排水及电气部分524819.30元、水电消防套管125000元,人防套管71200元及电线管材料23863.81元。具体工程量等已取得中建三建公司与湖南工业公司的认可。中山中海公司仅支付195517.65元,尚欠481422.06元未支付。经翁勇彬多次催付,中山中海公司以种种理由拒绝。翁勇彬诉请判令:1.中山中海公司向翁勇彬支付工程款481422.06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2013年5月15日起算,计至中山中海公司清偿之日止);2.中山中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诉讼中,翁勇彬于2014年1月14日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撤销翁勇彬与中建海峡公司签订的《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翁勇彬补充事实理由如下:该份协议的签订并非翁勇彬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未包括翁勇彬班组施工范围,差异非常大,显失公平,但由于当时翁勇彬因欠付工人工资问题,工人到劳动局、市政府上访闹事,翁勇彬被中建三建公司代表何洪胁迫,导致翁勇彬签订这样的协议,拿这笔钱去发放工人工资及支付工人医疗费。该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项13.4万元与翁勇彬施工实际工程价款60多万元,杨支华在庭审中对于这份协议形成过程的陈述与翁勇彬的陈述相互印证,证实翁勇彬不得已签订这份协议,被胁迫签订,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这份协议无效,翁勇彬与中山中海公司的工程量及工程价款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以鉴定结论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不应当以这份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以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法庭撤销该协议。

中山中海公司一审答辩称,1.翁勇彬与杨支华不是适格的主体,中山中海公司与翁勇彬和杨支华不存在任何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中山中海公司与中建三建公司签订合同,并且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中建三建公司,不存在拖欠翁勇彬与杨支华的工程款问题,故无需另行向其支付工程款,亦没有向其支付任何款项的义务及合同责任。并且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翁勇彬与杨支华诉请的工程款是不存在的,其没有证据证实其与中山中海公司存在任何关系。2.翁勇彬与杨支华要求中山中海公司承担相关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翁勇彬与杨支华因履行施工合同产生的工程款支付争议,应由相应的合同各方根据合同约定自行处理,中山中海公司不属该合同主体,与本案纠纷无关。3.根据中山中海公司与中建三建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主体总承包工程价款为包干费用,已包含人工费、管理费,材料费、支线费以及税收等,并且翁勇彬与杨支华作为施工人,已经在中山中海公司提交的证据《工程变更价款审批表签》中确认工程价款为224063.68元,并且明确该费用包含材料费、施工等费用。因此,翁勇彬与杨支华另行主张费用的请求超出约定的工程款,并无任何依据。4.翁勇彬与杨支华签订安装班组协议的日期2012年7月31日,按照法律的规定,撤销合同需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翁勇彬与杨支华所主张的胁迫以及显失公平情形只是其陈述,并未提出证据证实,而且其作为成年人,不可能在工程款差距较大的情况下签订班组协议,该份协议应当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照该份协议实际履行。故其主张撤销安装班组协议的理由不成立。

中建海峡公司一审答辩称,1.根据翁勇彬与杨支华追加被告申请书显示,翁勇彬与杨支华是为了查明本案事实而申请追加中建海峡公司,中建海峡公司在本案应该不是被告,而是证明事实,所以中建海峡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存在异议。2.由第三人何洪借用中建海峡公司资质承接并独立完成施工,中建海峡公司在收到中山中海公司的款项后,根据与何洪的约定,扣减相应的费用后,已经全额拨付给了何洪,如果法院确认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应当由何洪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中建海峡公司也已另行提交了追加何洪参加诉讼的申请书。3.根据中山中海公司的证据以及中建海峡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中建海峡公司已经结清了应收的全部工程款。4.中建海峡公司与中山中海公司尚未完成工程款的结算,不存在支付完毕工程款的前提条件。5.中建海峡公司与中山中海公司于2011年5月16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翁勇彬与杨支华在2011年3月18日已进场施工,中山中海公司提供的证据,翁勇彬与杨支华提供的安装班组协议首部显示,翁勇彬与杨支华施工的项目是在二期工程开工之初已经进行,可见,该项目属于中建海峡公司与中山中海公司的外包单位自行委托翁勇彬与杨支华进行施工,该二期的工程款理应由中山中海公司承担。6.根据翁勇彬与杨支华的陈述,安装班组协议在双方反复磋商的基础上达成的,翁勇彬与杨支华主张受何洪胁迫不是事实,也没有得到中山中海公司代理人的确认,该方主张依据不足,签订协议是翁勇彬与杨支华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依法可以撤销的情形;况且,根据协议签订时间来看,至今已超过一年,超出《合同法》撤销合同的一年期间,翁勇彬与杨支华无权主张撤销。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翁勇彬与杨支华的诉讼请求。

何洪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答辩、举证、质证,亦未提交证据材料。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翁勇彬、杨支华是合作关系,为涉讼建设工程水电分项工程实际施工人;中山中海公司为涉讼建设工程发包人(建设单位),中建海峡公司为涉讼建设工程土建工程总承包人,何洪为涉讼建设工程土建工程实际施工人(借用中建海峡公司资质)。中建海峡公司原称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2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企业名称变更。

2011年5月16日,中山中海公司为甲方(发包人)与中建海峡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中山中海公司将位于中山市××××江河北岸的“中海龙湾花园项目”主体总承包工程(二、三标段)发包给中建海峡公司承建,合同总价款为144788931.23元,合同工期为365日历天,自甲方书面确认的实际开工日起计(本工程预计开工日期为2011年3月1日)。约定乙方承包范围包括:土方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主体建筑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甲方自行进行专业分包的工程有:桩基工程、防水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消防工程、人防设备安装工程等。关于称呼的对应说明:置于此合同条款之后的所有文件中,所有“发包人”、“业主”对应于此合同条款中的“甲方”,所有“承包人”、“分包人”、“施工单位”对应于此合同条款中的“乙方”。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中建海峡公司依约组织人员进场施工。2011年7月11日中建海峡公司广东分公司、何洪分别签订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项目联营合作声明书,明确何洪接受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的所有条件,履行相关义务。

2011年3月,翁勇彬、杨支华经中山中海公司的员工介绍,开始在中山中海公司开发的中山中海龙湾国际花园(二期)处施工,先后承建包括二期地下室照明、应急照明、消防套管、电线管、人防工程、给排水套管等项目工程。前述工程于2012年7月施工完毕并于交付使用。

2012年7月31日,中建海峡公司代表何洪与翁勇彬签订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其内容为:“中海龙湾花园(二期)开工之初由翁勇彬班组负责的水电及消防套管预埋(属土建单位工程范围)湖南工业(公司)未进场之前的部分安装工程。现经中海地产龙湾花园项目部见证,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翁勇彬班组协调处理,一次性结清翁勇彬班组的债权债务问题。如下:1.属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范围内预埋共计6.3万元。2.由中海地产确认的安装款项,扣除税金3.61%由中建七局代付。3.属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补偿4万元于翁勇彬班工程退场费用。4.以上费用应扣除中建七局已代付款项后支付于翁勇彬,现剩余款项为13.4万元。以上款项支付完后,翁勇彬班组与中海地产及龙湾花园二期各施工单位(包括且不限于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湖南工业、巨安人防)一切债权债务关系结束,该班组不得再次提出任何索赔要求”。何洪与翁勇彬分别在该协议签名,并注明杨支华汇收款银行帐号(杨支华签名确认)。协议签订后,翁勇彬、杨支华已收取前述协议约定的剩余款项13.4万元。后翁勇彬认为经其单方结算,其施工涉讼工程价款为676939.71元,中山中海公司仅支付195517.65元,尚欠481422.06元未支付,遂于2013年5月15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诉讼中,杨支华申请并经一审法院追加其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一审诉讼中,翁勇彬述称:涉案建设工程土建工程由中建海峡公司总承包,给排水及电气工程、人防工程、消防工程分别由湖南工业公司、广州巨安公司、广东海富消防安装有限公司分包承建;前述施工单位未入场施工前,给排水及电气工程、人防工程、消防工程由其2011年3月18日进场施工,因其未与中山中海公司签订合同,故只能以中建三建公司名义与中山中海公司结算,其施工工程完工后机电总包才进场施工,中山中海公司将其所施工工程分到前述施工单位里面进行结算,其没有直接与中山中海公司结算。另述称:本案涉案工程其是在湖南工业公司进场前完工,本案涉案工程由于其是个人,没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所以中山中海公司在结算时就利用中建三建公司作为结算主体,实际上本案涉案工程是由其具体施工。中建海峡公司述称:中山中海公司称翁勇彬施工工程是中建海峡公司向翁勇彬发包,其不予确认,该工程实际是中山中海公司向翁勇彬发包,审批表显示包括了翁勇彬及中山中海公司两方人员;班组安装协议,按中山中海公司代理人形成的表述,是在中山中海公司项目部签署的,根据中建海峡公司提供证据显示,何洪是借其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所以班组协议中标注中建三建公司不代表中建海峡公司参与了工程发包,只代表何洪代中山中海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的承诺。

一审诉讼中,翁勇彬、杨支华述称:本案中,其原来只起诉中山中海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后来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所以才申请法院追加中建三建公司(现称中建海峡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而且其认为前述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是其与中建三建公司签订的,况且其与何洪签订该协议时中山中海公司没有加盖公章,故其认为该协议与中山中海公司无关,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就没有马上提出撤销该协议。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其才知道该协议对其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有重大利害关系,因此在本案诉讼中才明确提出撤销该协议。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庭审中,就翁勇彬、杨支华涉案施工工程款支付及上述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履行问题,翁勇彬确认已收取工程款195517.65元(包括前期预支款项以及前述协议中约定的剩余款项13.4万元)。中山中海公司认为已支付224063.68元,该笔款项直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给中建海峡公司收取。中建海峡公司确认中山中海公司付款情况,并称款项转账到给何洪,再由何洪转给翁勇彬、杨支华;另述称:应中山中海公司的要求,所有工程的施工单位是有资质的单位,其公司恰好是名义上的总承包单位,收到款之后再代付,尾款在2013年1月16日,翁勇彬、杨支华在劳务工资发放明细表中确认收取91360元,而且注明是现金支付,已付清,足以说明其代收的工程款部分已经代付完毕;前述协议是由中山中海公司的员工起草,所以中山中海公司称不清楚是说不清的,在2014年1月14日庭审笔录显示,其没有参与协议的洽谈过程,但是根据其对何洪付款的监管,并结合发放明细表款项已付清的记载,其认为该班组协议中载明的款项均已付清。

一审期间,根据翁勇彬、杨支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建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5年9月9日作出评估报告书,造价鉴定结果为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完成中海龙湾国际二期项目的工程费用为564980.39元〔其中:1.电气(潜水泵及防火卷帘电气)11222.30元;2.电气(照明及应急照明线路)59211.47元;3.防雷工程101040.17元;4.给排水及水消防预留套管、钢管、楼层塑料管套〕105958.75元;5.人防给排水、电气(预留套管及钢管)188874.97元;6.消防电(预留管线机套管)98672.73元〕。翁勇彬、杨支华已支付工程造价评估费10000元。经质证,翁勇彬、杨支华对该报告书无异议。中山中海公司对该报告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确认,并认为:1.翁勇彬已确认完成工程量及工程造价,不应再去鉴定,该鉴定应当不予采纳,根据翁勇彬签订的工程价款审批表,已明确约定所有的材料费,施工费用全部包括在里面,不应采纳;2.从鉴定的工程款看,鉴定的是施工的图纸并不能明确翁勇彬、杨支华的施工范围是由其施工完毕,其也没有证据证实,鉴定依据采纳的图纸不能作为鉴定结论。中建海峡公司对该报告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并认为与本案有无关联性以及能否作为翁勇彬、杨支华施工范围的依据,由法院认定。

一审法院又查明,案外人李旭豪另案向一审法院起诉何洪、中建海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3)中一法沙民二初字第42号〕,该案李旭豪主张中建海峡公司为位于中山市××××江河北岸的中海龙湾国际小区建设工程的承建企业,并将该施工工程违法转包给无施工资质的何洪承建施工,该施工工程所需水泥由其供应,欠付货款未清偿,应由何洪、中建海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何洪限期清偿欠付李旭豪水泥款868430元,李旭豪放弃对中建海峡公司的该案债务承担。该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翁勇彬、杨支华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二是翁勇彬、杨支华实际施工工程量以及工程造价如何确定问题;三是中山中海公司是否欠付翁勇彬、杨支华工程价款问题;四是翁勇彬、杨支华主张撤销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应否支持问题。

关于焦点一,即关于翁勇彬、杨支华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虽然翁勇彬、杨支华与中山中海公司未签订书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双方均确认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且翁勇彬、杨支华已组织施工和履行合同,中山中海公司未对翁勇彬、杨支华履行合同提出异议,故应视为其认可由翁勇彬、杨支华履行涉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工程,即翁勇彬、杨支华是实际施工人。因此,翁勇彬、杨支华有权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有权向中山中海公司主张尚欠工程款,其在本案中具有适格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由于翁勇彬、杨支华均系自然人,不具有承包建设工程法定资质,故翁勇彬、杨支华与中山中海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应认定为无效。但由于翁勇彬、杨支华对本案讼争工程实际进行了施工,而且讼争工程已交付使用,况且翁勇彬、杨支华与作为涉讼建设工程土建工程总承包人中建海峡公司(何洪代表),也对翁勇彬、杨支华已完工的工程量和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确认,合同无效,但不因此否认该结算协议的真实性,也不构成对翁勇彬、杨支华已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这一客观事实的实质否认。一审诉讼中,根据翁勇彬、杨支华申请,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建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评估,该公司作出评估报告书,造价鉴定结果为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完成中海龙湾国际二期项目的工程费用(造价)为564980.39元。该公司作出评估报告书不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或者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者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或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上述认定是该公司基于其工程造价专业知识作出的专业判断,虽然中山中海公司、中建海峡公司对该鉴定结论的关联性有异议,但未提出有效的反驳证据,故该评估报告书鉴定结论应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翁勇彬、杨支华就本案涉讼建设工程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造价(价款)为564980.39元。

关于焦点三。对已支付的工程款,本案中翁勇彬、杨支华自认是195517.65元,中山中海公司认为已支付224063.68元,该笔款项直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给中建海峡公司收取。中建海峡公司确认中山中海公司付款情况,并称款项转账到给何洪,再由何洪转给翁勇彬一方,其代收的工程款部分已经代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对上述已支付的工程款,双方陈述不一,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多次庭审质证,但仍存在争议。对支付给其他公司转付的工程款,应由支付方承担举证责任,中山中海公司付款对象为第三方,根据目前证据,除翁勇彬、杨支华确认金额195517.65元外,对其他付款金额,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该款项为翁勇彬、杨支华所收取,故一审法院对上述支付款项数额采纳翁勇彬、杨支华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翁勇彬、杨支华就本案涉讼建设工程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价款为564980.39元,扣除已支付的工程款195517.65元,中山中海公司尚欠付369462.74元。

关于焦点四。翁勇彬、杨支华主张该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的签订存在胁迫情形且显失公平,请求予以撤销。关于是否存在胁迫。翁勇彬、杨支华认为因当时接近年关,为及时收取工程款发放工人工资而被迫签订的该协议;而且该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项13.4万元与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实际工程价款60多万元,差异非常大,显失公平。中山中海公司、中建海峡公司认为翁勇彬、杨支华主张的胁迫以及显失公平情形,并未提出证据证实,该份协议是翁勇彬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照该份协议实际履行,翁勇彬、杨支华主张撤销该安装班组协议的理由不成立,况且超出合同法撤销合同的一年期间,无权主张撤销。一审法院认为,翁勇彬、杨支华主张存在胁迫情形,但其未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中山中海公司、中建海峡公司有胁迫行为的存在,如因工人工资问题,根据目前国家建筑市场政策,可以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因此,翁勇彬、杨支华主张该协议的签订具有胁迫情形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是否存在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由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履行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项项目工程,并且本案讼争工程已交付使用,双方之间依法成立合同关系。中建海峡公司代表何洪与翁勇彬于2012年7月31日签订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是双方对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工程项目事项达成的结算协议,因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工程项目尚未通过审核,而且翁勇彬、杨支华单方结算工程价款数额与双方协议依据的数额之间相差较大,翁勇彬签订协议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况且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建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翁勇彬、杨支华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评估,评估核定工程造价数额与该协议数额仍然差额悬殊过大,如果双方按照该协议约定的工程价款数额履行,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对翁勇彬、杨支华而言确为显失公平。对于行为人对内容有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本案中,翁勇彬、杨支华以中山中海公司为一审被告起诉请求判令支付工程款。后为查明案件相关事实,其申请法院追加中建海峡公司为本案一审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因中山中海公司并非前述协议合同相对方,且翁勇彬、杨支华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其才知道该协议对其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有重大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翁勇彬、杨支华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为其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3年5月15日),因此,翁勇彬、杨支华在诉讼中(2014年1月14日)请求撤销该协议内容,并未超过一年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翁勇彬、杨支华主张按照实际数额计算由中山中海公司支付工程价款的请求,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本案翁勇彬、杨支华追索工程款总额为564980.39元,扣除已支付的工程款项195517.65元,剩余的369462.74元中山中海公司应予支付。对于利息主张,翁勇彬、杨支华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5月15日起算利息,其主张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3)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5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翁勇彬与中建海峡公司(代表:何洪)2012年7月31日签订的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二、中山中海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翁勇彬、杨支华支付工程款369462.74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69462.74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3年5月15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翁勇彬、杨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支付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8522元,由翁勇彬、杨支华负担1680元,中山中海公司负担6842元。工程造价评估费10000元,由中山中海公司负担。

中山中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照翁勇彬与杨支华签署确认的工程变更价款审批表及各方一致确认的工程完工确认单等工程签证文件确认工程量及工程结算价款。2.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认定工程变更价款审批表、工程完工确认单等结算文件效力,改判中山中海公司无需向翁勇彬与杨支华支付工程款。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山中海公司与翁勇彬、杨支华的工程量应当以施工期间现场及第三方监理单位等共同签署认可的工程签证单、工程完成确认单确定;本案工程价款应当以翁勇彬、杨支华签署认可的工程变更价款审批表确定。首先,上述工程签证单、工程完成确认单是证明翁勇彬、杨支华实际施工范围的基本依据,是中山中海公司与翁勇彬、杨支华(名义施工方中建海峡公司)结算的依据。上述签证资料及工程量清单中确定了翁勇彬与杨支华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并经施工现场监理单位确认,根据司法解释第十九条“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的规定,即使翁勇彬与杨支华对于结算工程价格标准存在争议,也应当以上述文件作为确定工程量的基本依据。其次,翁勇彬与杨支华对根据上述工程量确定的工程变更价款审批表结算金额已经签字认可,各方均已一致确定了被上诉人施工工程的结算价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即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因此案涉工程应当以此作为确定工程价款的依据,不应对工程量或工程价格另行评估鉴定。再次,虽然翁勇彬与杨支华申请撤销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但是,翁勇彬与杨支华对工程变更价款审批表确定的工程结算金额已经签字认可,该文件确定的结算金额也经各方签字确认,是翁勇彬与杨支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翁勇彬与杨支华也未对该结算文件提出异议或主张撤销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因此,该文件确定的金额是各方对翁勇彬与杨支华实施工程的最终结算金额,应当依法以此认定该工程的工程量及结算价款。二、一审法院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翁勇彬与杨支华单方提供的图纸等证据无法证明其实际施工并与中山中海公司结算的工程范围。一审法院将图纸涵盖的工程量全部作为中山中海公司应与翁勇彬、杨支华结算的工程量,错误采信依据图纸工程量计算确定的工程价款鉴定结论,并推定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显失公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翁勇彬提出的撤销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该协议是翁勇彬与相关方以其具体施工过程及工程量为基础,对工程结算方式所达成的合意,内容合法、有效,是其处分自己权利的民事行为,协议内容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本案鉴定报告在客观性、关联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不应采信鉴定结论作为工程价款依据。1.鉴定报告的鉴定材料(即评估图纸)缺乏客观性、关联性,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以未经中山中海公司确认的图纸作为翁勇彬、杨支华的施工范围,以此作为确定工程量的依据明显有误。鉴定图纸并非单独涵盖争议工程,无法实际证明翁勇彬、杨支华的具体施工范围。由于中山中海公司与翁勇彬、杨支华未签订任何施工合同,该争议工程系翁勇彬、杨支华以中建海峡公司的名义施工,因此具体工程量则应依据中山中海公司及名义施工人等各方施工期间签章及结算确认的该部分工程量清单为准。退一步讲,即使实际施工人对工程价格标准存在争议,申请对工程价款进行重新确定也应当以各方在施工期间形成的并经第三方监理签字认定的工程量文件(即工程签证单、工程完成确认单)为基础。翁勇彬、杨支华单方提供的鉴定图纸无法直接证明全部属于其负责施工,并且该评估图纸的出图时间与施工时间完全不吻合,图纸出图时间在后(即2012年7月),而争议工程施工时间在前(即2011年3月)。2.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合法性。由于鉴定材料(评估图纸)未经过各方协商一致确认,图纸涵盖的工程量超出了施工期间经各方一致确认的工程签证单、工程完成确认单记载的翁勇彬、杨支华施工范围及工程量,故鉴定材料的提交及提取未符合法定程序和要求。四、一审以中山中海公司无法证明支付款项已由翁勇彬、杨支华收取为由,不予认定中山中海公司的实际支付款项,与事实不符,错误加重中山中海公司责任。中山中海公司在一审期间已提交证据证明向中建海峡公司(本工程名义施工人)分别支付经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本案工程款224063.68元、23863.81元、1566.6元。诉讼期间,中建海峡公司也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代付完毕,中山中海公司付款的事实及金额可以相互印证。尽管翁勇彬、杨支华自认其收取金额195517.65元,但由于其违法假借中建海峡公司名义施工,自身明显存在重大过错,中山中海公司因此并无向翁勇彬、杨支华实际付款的合同义务。因此,中山中海公司支付的该工程结算款项经该工程的名义施工人确认收取后付款责任即履行完毕,款项分配争议应当由翁勇彬、杨支华向名义施工人或本案第三人主张。五、本案中的工程量双方是确定的,这点从中山中海公司、翁勇彬、杨支华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工程量部分是相互印证的。本案焦点是工程单价,由于鉴定公司错误的认为施工图纸是全部由翁勇彬、杨支华施工,从而导致认定工程量覆盖了翁勇彬、杨支华的实际施工范围,实际上,翁勇彬、杨支华工程量在双方提交的证据中明确予以确定的,只是由于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对工程造价没有约定,才从二十多万变成了翁勇彬、杨支华认为的五十多万。中山中海公司当庭会提交证据工程造价差异对比表,拟证明了实际施工工程量与鉴定报告的鉴定工程量差异较大,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工程量是确定的,本案工程总造价实际为218900.16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

翁勇彬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翁勇彬与杨支华共同施工的范围,在一审认定的证据完成预埋工作范畴已经明确,包括人防工程。中山中海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人防设备工程由广州巨安公司施工,与事实不符。对于人防工程的套管预埋工程是由翁勇彬实际施工,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依据图纸进行鉴定并非人防工程的全部,也是鉴定套管预埋部分的工程,所以鉴定的范围、工程量是客观的。二、中山中海公司与翁勇彬、杨支华所争议的除了工程量外,还包括材料的问题,双方对工程量并没有证据直接予以证实,即便存在安装班组协议载明的款项,但是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该协议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翁勇彬在机电公司没有进场之前,所有的工程都是由翁勇彬的班组完成,包括人防、地下室照明等,翁勇彬没有资质,没有中标,安装两个半月后,机电公司才投标开始进场,翁勇彬的工程量是由中海公司工程师以及监理公司的工程师鉴定予以确定的,所以中海公司把翁勇彬的工程量分到给四个公司,一个为湖南工业公司,一个为广东海富消防公司,一个为广州巨安公司,一个为中建海峡公司。

杨支华二审答辩称,一、上诉状中记载的内容部分与事实不符。二、其与翁勇彬为了涉案工程投资四十多万,购买焊机等设备、还雇请了工人,购买了质量好的材料。中山中海公司连工人工资都拖欠,其与翁勇彬向何洪拿、问中山中海公司拿,他们都不给,工人闹到劳动局才发放,那份协议是其与翁勇彬被迫签订的。为了解决本次纠纷,其多次到中山中海公司要求协商。

中建海峡公司二审述称,认可一审判决结果,针对中山中海公司的主张,请求法院依照法律,根据事实作出裁判。

何洪二审未到庭接受调查、询问,未发表陈述意见。

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建设施工合同领域,基于特殊政策考量,法律允许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同时,该合同相对性的弱化和突破是相互的,实际施工人对于同一工程项下工程款结算所为的意思表示的效力,同样及于其上手转包人及发包人。本案中,根据翁勇彬自己陈述,其未与中山中海公司签订合同,其是以中建三建公司(即中建海峡公司前身)名义与中山中海公司结算。针对涉案翁勇彬所实际施工的工程款,其于2012年7月31日与中建海峡公司代表何洪签订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双方约定一次性结清翁勇彬班组的债权债务问题,并且明确约定款项支付完后,翁勇彬班组与中海地产及龙湾花园二期各施工单位(包括且不限于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湖南工业、巨安人防)一切债权债务关系结束,该班组不得再次提出任何索赔要求。协议签订后,翁勇彬、杨支华亦已收取前述协议约定的剩余款项13.4万元。后翁勇彬认为经其单方结算,其施工涉讼工程价款为676939.71元,中山中海公司仅支付195517.65元,故起诉中山中海公司支付尚欠481422.06元工程款,并请求撤销上述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二审法院认为,针对同一涉案翁勇彬所实际施工的工程款,翁勇彬在本案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上述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能否撤销。

本案中,翁勇彬、杨支华主张上述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的签订存在胁迫情形且显失公平,请求予以撤销。因撤销权属于典型的形成权范畴,形成权系依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产生相应法律效力的权利,它可能使相对人处于不利境地,一定程度上可能危及交易安全,故法律基于衡平考量,规定除斥期间予以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翁勇彬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自身对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和工程款应当是知情的,其在签订协议时对于工程价款是否显失公平,是否能够接受应该有着基本的判断,故其不论是以受胁迫还是显失公平来主张撤销上述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且不论实质上是否存在胁迫还是显失公平,其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均应从2012年7月31日开始起算,其于2014年1月14日才诉请撤销,已超过法定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故二审对其关于撤销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进而,因针对涉案翁勇彬所实际施工的工程款,2012年7月31日翁勇彬与中建海峡公司代表何洪签订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双方约定一次性解决并已履行完毕。现在该协议不能撤销的情况下,其针对相同的实际施工的工程款又向中山中海公司主张权利,二审不予支持。

综上,中山中海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予以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粤20民终227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5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翁勇彬、杨支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842元,合计人民币15364元,均由翁勇彬、杨支华共同负担。

本院再审庭审中,中山中海公司与中建海峡公司确认双方之间的工程款已结算完毕,没有工程款纠纷;翁勇彬与杨支华称因为没有想到打官司,所以有关施工资料保存不完全,把图纸等证据丢掉了。法庭询问翁勇彬在《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签订前,收到的款项是多少,翁勇彬称只向中建海峡公司借了生活费,没有收到过任何工程款;法庭询问翁勇彬借的生活费是多少,翁勇彬称大概2万多;法庭询问翁勇彬协议第2条约定的“由中海地产确认的安装款项”是指何款项,数额是多少,翁勇彬称中海公司确认的款项是22.4万元,但其没有收到那么多;法庭询问翁勇彬协议第4条中的“现剩余款项为13.4万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翁勇彬称4万元是给杨支华。法庭要求翁勇彬庭后将庭审中询问的13.4万元的计算方式、协议签订后收到款项的次数及每次的具体金额等列明提交给法庭,翁勇彬当庭表示可以,但庭审后一直未予提交。

另查明,在一审期间2013年7月23日的第一次庭审中,法庭询问翁勇彬如何收取工程款,翁勇彬称中山中海公司打款到中建海峡公司,再由中建海峡公司打款到其账户。在一审期间2014年1月14日的第三次庭审中,法庭询问翁勇彬与杨支华在《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签订后,包括工人工资在内收到的款项是多少,翁勇彬称一共13.4万元;杨支华称13.1万元,转账收了9.1万元,现金收了4万元,至于中建海峡公司代付工人工资其不清楚。在2014年3月6日的第四次庭审中,翁勇彬、杨支华与中山中海公司确认只有三份工程款审批表。同时,在一审期间,中山中海公司确认翁勇彬、杨支华有在中海龙湾花园工地施工,但中山中海公司并不确认其与翁勇彬、杨支华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中山中海公司在一审期间2013年7月20日提交的答辩状中称其与翁勇彬、杨支华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其不存在拖欠翁勇彬、杨支华任何款项的情形;中山中海公司在2015年11月27日的第六次庭审中,称翁勇彬、杨支华没有证据证明中山中海公司向其发包,中山中海公司签订的合同都是与中建海峡公司签订。

在翁勇彬一审提交的证据中,翁勇彬主张证实其完成地下室预埋工作量、工程款为524819.3元的证据《请款申请书》,显示的申请人是中建三建公司,报审金额是524819.3元、编制日期是2011年8月16日;翁勇彬主张证实其所做的总工程量除人防套管外,工程款为676939.11元的证据《(变更)工程完成确认单》,显示的施工单位是中建三建公司,申报日期是2011年7月21日,施工单位说明及工程量申报的内容是“接业主指令,按交接节点在地下室及裙楼一~二层预埋施工水电安装工作,我司已在2011年6月25日安装完毕,具体工程量如下:(见附表)”,在所附的具体工程量表格中,显示有“中建七局水电班组核对人:翁勇彬”;翁勇彬主张证实其已完成相应工作量及已经移交湖南工业公司的证据《移交单》,载明的内容是“兹有中建七局第三建筑公司水电班翁勇彬因地下室前期交接节点之前的预埋施工工作(水电施工)已全部完成,请贵司湖南工业安装公司确认”,在翁勇彬的签名前写有“中建七局水电班”;翁勇彬主张证实工资发放事实的证据工资表,其名称为“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水电班组人员工资表”;翁勇彬主张证实其相关工程款的证据三份工程款审批表,显示的内容均是中山中海公司对中建三建公司申报的工程款进行审批,对中建三建公司申报的524819.3元工程款,合约管理部经审核确认为224063.68元,对中建三建公司申报的23868.31元、1566.6元的工程款,合约管理部经审核予以确认,且在三份表格的中山中海公司合约管理部的审核意见栏中,分别有手写的“同意此价格(不包括地下室套管)翁勇彬2012.7.2”“同意此价格(不包括地下室套管)翁勇彬2012.7.24”“同意此价格翁勇彬2012.7.24”。

本院对二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是否应予撤销,中山中海公司是否应向翁勇彬、杨支华支付工程款。

一、关于《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一、二审判决对翁勇彬、杨支华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起算时间的认定不同。一审判决认为翁勇彬、杨支华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为其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3年5月15日),故翁勇彬、杨支华于2014年1月14日提出撤销请求,未超过法定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二审判决认为翁勇彬、杨支华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为协议签订之日(即2012年7月31日),故翁勇彬、杨支华于2014年1月14日提出撤销请求,已超过法定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除斥期间应从何时起算,涉及翁勇彬、杨支华与中山中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及协议涉及的工程款与翁勇彬、杨支华在本案诉请的工程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本院对此评析如下:

关于翁勇彬、杨支华与中山中海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翁勇彬、杨支华主张其与中山中海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山中海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中山中海公司主张就涉案工程款,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是中建海峡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翁勇彬、杨支华提交的证据看,《请款申请书》显示的申请人是中建三建公司(后更名为中建海峡公司)、《(变更)工程完成确认单》显示的施工单位是中建三建公司、三份工程款审批表显示的内容均是中山中海公司对中建三建公司申报工程款的审批、《(变更)工程完成确认单》的附表及移交单显示的翁勇彬的身份是中建三建公司水电班组人员;从翁勇彬陈述的收取工程款的情况看,是中山中海公司转账到中建三建公司,再由中建三建公司转账到其账户。基于上述证据显示的情况及翁勇彬陈述的收款情况,翁勇彬、杨支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山中海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为翁勇彬、杨支华与中山中海公司均确认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涉及的工程款与翁勇彬、杨支华在本案诉请的工程款之间的关系问题。《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写明,“以上款项支付完后,翁勇彬班组与中海地产及龙湾花园二期各施工单位(包括且不限于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湖南工业、巨安人防)一切债权债务关系结束,该班组不得再次提出任何索赔要求”,即协议明确涉及的是翁勇彬班组与中海地产及龙湾花园二期各施工单位的一切债权债务。且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7月31日,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翁勇彬在涉案的三份工程款审批表中签字的时间是2012年7月,翁勇彬班组施工的涉案工程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的时间也是2012年7月。因此,二审判决认为针对翁勇彬实际施工的工程款,2012年7月31日翁勇彬与中建海峡公司代表何洪签订的《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已约定一次性解决并已履行完毕,翁勇彬、杨支华在本案系针对相同的工程款又向中山中海公司主张权利,该认定并无不当。

基于以上分析,翁勇彬、杨支华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自身应当清楚其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其在涉案工程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的当月月底签订《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时,对应收工程款应当有基本的判断。因此,二审判决认为针对同一涉案工程,不论翁勇彬、杨支华以受胁迫还是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协议,不论实质上是否存在胁迫还是显失公平,其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均应从2012年7月31日开始起算,其于2014年1月14日提出撤销请求,已超过法定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该认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翁勇彬、杨支华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为其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其提出撤销请求未超过法定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因翁勇彬、杨支华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定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故二审判决对其关于撤销《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二、关于中山中海公司是否应向翁勇彬、杨支华支付工程款的问题

在《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翁勇彬、杨支华针对同一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又向中山中海公司主张权利,二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涉及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合同相对性问题,根据该规定,在实际施工人以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发包人只在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给付责任。根据前述评析,在翁勇彬与中建海峡公司代表何洪签订的《翁勇彬安装班组协议》有效,双方约定一次性结清涉案工程款并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本案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判令发包人承担责任的情形。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民终227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永明

审判员  谭 甄

审判员  何曲伟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钟蕾

书记员钟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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