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咨询_法律援助_法律服务

百达洋行有限公司珠海市香洲界涌股份合作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06-16 15:53发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民终156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百达洋行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澳门特别行政区关闸大马路101-105号太平工业大厦3楼A,C3。

代表人:黄炳深。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锋,广东暨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香洲界涌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前山界涌工北街18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昭荣,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界冲村。

法定代表人:罗寿棉。

上诉人百达洋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洋行)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香洲界涌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界涌公司)、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百达洋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锋,界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昭荣,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寿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达洋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界涌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百达洋行已申请的仲裁请求可能造成界涌公司丧失其在丰达公司的合营者主体资格作出错误解释。按《中外合资经营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合同书》(下称《合资合同书》)合同约定,违约方逃避赔偿责任的,则视同违约方放弃在合营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营企业。该项约定明确违约方丧失了其在合营企业的主体资格,且这一丧失在违约情形发生时即已经形成。百达洋行提出的V20180615号仲裁请求是确认界涌公司自动放弃其在合营企业中的一切权利,丧失其在丰达公司的合营者主体资格,仲裁裁决结果直接影响界涌公司有无主体资格诉讼解散合营企业。一审判决不管界涌公司在丰达公司合营者主体资格不确定的问题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予以重审。一审法院让丰达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罗寿棉代表丰达公司出庭属于程序错误。罗寿棉在2017年5月19日提出辞去丰达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界涌公司在2005年3月30日也已经通知丰达公司和百达洋行不再委派罗寿棉担任丰达公司董事一职。丰达公司在2017年5月19日又通知罗寿棉已经免去其董事一职,并撤销其担任丰达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委派。虽然界涌公司拒绝就变更丰达公司董事长事宜召开董事会,但在往来函件中已经明确确认罗寿棉不再是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罗寿棉是界涌公司的村民及股东,又作为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庭,其身份本身就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仍以罗寿棉作为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庭答辩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将依《合资合同书》设立的公司架构简单归结为生产僵局,进而以解散公司来掩盖界涌公司故意制造僵局的假象。丰达公司的设立符合法律规定,从1990年到2013年一直良性经营,不存在僵局问题。一审判决所谓的丰达公司僵局实质是界涌公司故意违反合同约定造成的。四、一审判决将界涌公司不履行合资合同义务视为丰达公司僵局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界涌公司明确表示不参与百达洋行的股东会,也不参加丰达公司的董事会来认定丰达公司僵局仍会持续,这是把界涌公司应履行的合营合同义务同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不完善造成僵局混为一谈。合营合同中对合营各方违反合同约定有相应的违约责任,其中包括违约方自动退出合营企业,自动丧失合营者主体资格,该约定排除了公司僵局的情况。违约方自动退出合营企业,丧失合营者主体资格,守约方有权独立运作合营企业,包括寻找新的合营者来取代违约方,合营企业的公司僵局就自动消失,也可以说不存在僵局。五、一审判决解散丰达公司,变相宣告生效仲裁裁决失去效力也是错误的。华南国仲深发[2015]1595号裁决书已经生效,具备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且百达洋行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书裁决界涌公司应当配合办理丰达公司的商事登记及相关手续,在司法上确定界涌公司应当履行的义务,并且在仲裁裁决书生效的情形下,为不可撤销的义务。在这一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履行之前,即界涌公司履行配合丰达公司办理商事登记之前,丰达公司不应当判决解散。六、丰达公司的经营管理陷入僵局的责任在于界涌公司,界涌公司应赔偿百达洋行剩余经营年限的损失。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百达洋行称其已经在仲裁案件中撤回仲裁请求,故在本案中撤回第一点事实和理由。

界涌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解散丰达公司,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僵局的存在及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实质条件是判断公司是否应予解散的基本要素,法律并没有限制造成僵局一方申请解散公司。如果百达洋行认为界涌公司股民围堵丰达公司或者其他事件是造成丰达公司僵局的责任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丰达公司存在僵局的事实充分,停产多年,存在已无实际意义。

丰达公司答辩称:丰达公司支持和同意界涌公司的答辩意见。丰达公司的存续给界涌村造成不稳定因素,请求法院尽快判决解散丰达公司。

界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散丰达公司;2.判令丰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990年8月16日,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作为甲方,百达洋行作为乙方,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作为丙方,签订《合资合同书》,主要内容有:1.三方以中外合资经营方式成立丰达公司,合营期限为五十年,从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计算;丰达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认缴出资额2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百达洋行认缴出资额13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7%,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以土地使用权作价260万元出资;合营各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及亏损。2.董事会是丰达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董事会由九人组成,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委派二名,百达洋行委派五名,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委派二名;董事会有权决定企业的设置和经营方针,编制工作计划、审查财务预算决算、利润分配、人事安排、工资福利待遇以及经营业务上的重大问题等;关于各方权益的重大事宜必须通过董事会内部达成一致,一般事宜以出席董事会会议半数以上董事通过决定,关于丰达公司企业章程的修改、丰达公司的中止和解散、丰达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和转让、丰达公司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合并等事项,必须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董事通过方可作出决定;董事长由董事会表决推选出任,董事长是丰达公司的决定代表,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董事长不能召开时,由董事长委托副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3.丰达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责任制,并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丰达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二人,均由董事会聘请。4.合营一方未按照合营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的,即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偿因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如违约方逃避赔偿责任,经书面通知仍不来解决,则视同违约方放弃在合营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营企业,守约方可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批准解散丰达公司或申请批准另找合营者承担违约方在合营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

1990年8月16日制定的《合资经营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章程》第五章规定,董事会是丰达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委派二名,百达洋行委派五名,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委派二名,正副董事长由董事会表决推选出任;董事长是丰达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其中各方至少有一名董事)出席方能举行;董事会对企业重大问题的决裁,采取全体董事50%以上通过的原则,关于丰达公司企业章程的修改、丰达公司的终止解散、丰达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和转让、丰达公司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合并等事项,必须由董事会全体董事三分之二通过方可作出决定。

1990年10月18日,丰达公司登记成立。

1992年11月9日通过的《合资企业珠海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章程修改之(一)》载明: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将占丰达13%权益(已投入资本260万元)转移给界涌工贸公司(含界涌村民委员会),合资企业投资甲方改为界涌工贸公司(含界涌村民委员会),其余事项不变,仍按合资企业原章程规定执行。

1993年,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界涌工贸公司更名为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4年签订的《合资经营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之(三)》约定,合资三方同意济南第四棉纺织厂将其占合资企业20%的股权转让8%给百达洋行。

1996年签订的《合资经营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之(四)》约定,《合资合同书》甲方改名为珠海市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丙方改名为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1999年6月,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百达洋行和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资经营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放弃优先增股权,同意由百达洋行承受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出让在丰达公司享有的12%股权。

1999年6月,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百达洋行和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另签订《合资经营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之(五)》,约定合资三方同意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退出丰达公司,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丰达公司12%股权转让给百达洋行;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全部股权后,丰达公司改由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百达洋行合资经营,双方出资比例分别为13%和87%;丰达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更改为七名,其中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派二名,百达洋行委派五名,董事长一名由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派,副董事长一名由百达洋行委派;其余未修改的事项仍按原合同规定执行。

《合资经营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章程修改之(五)》记载,鉴于《合资合同书》部分事项已作修改,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百达洋行对丰达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和补充:1.合营双方为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百达洋行;2.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派二名,百达洋行委派五名,董事长一名由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派,副董事长一名由百达洋行委派;3.其余未作修改补充的事项仍按原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2002年,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珠海市香洲界涌股份合作公司。

1990年8月18日,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与百达洋行签订《委托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委托百达洋行全权代理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在丰达公司合同书上所规定的一切权利与义务,从1990年9月1日开始,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占丰达公司13%的利润分配全归百达洋行所有,百达洋行负责保证每月固定向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缴交税后利润26,000元,百达洋行经营期间如发生亏损,该利润承包额由百达洋行无条件垫支,如经营良好,在缴交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税后利润之后还有盈余,该盈余部分也无条件归百达洋行所有;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委托百达洋行经营不等于退出丰达公司,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照例参加丰达公司的董事会议,发表意见,协助支持百达洋行开展业务;委托经营期限从1990年9月1日起至2005年8月31日止。

1992年3月13日,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百达洋行和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和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委托百达洋行经营丰达公司,时间从1992年4月1日起至1994年12月31日止,生产经营全部盈亏由百达洋行单独承担;委托经营期间,百达洋行负责每年固定向珠海市前山工业公司和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分别缴交补偿资金31.2万元和48万元;委托期内,三方仍严格执行丰达公司章程。

1994年3月30日,界涌工贸公司、百达洋行和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签订《委托经营补充协议书》,约定界涌工贸公司和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委托百达洋行经营丰达公司,时间从1995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委托经营期内,百达洋行每年向界涌工贸公司和山东省济南第四棉纺织厂上缴固定利润;该协议终止前三年三方不另订新协议时,该协议自动续期五年,即从2005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该协议另约定了199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百达洋行每年应上缴的固定利润数额。

1999年3月23日,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百达洋行、济南成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经营补充协议(二)》,对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期间百达洋行应上缴的固定利润数额进行重新约定。

2000年12月8日,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百达洋行签订《委托经营补充协议(三)》,约定2001年至2003年底,百达洋行每年向珠海经济特区界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缴固定利润30万元;当经济环境好转,双方再行协商,适当调整。

一审庭审中,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确认双方在2013年以后没有就利润分配达成新的协议,2014年开始没有分配利润给界涌公司。界涌公司主张,固定利润的支付主体是百达洋行,但百达洋行将其应付给界涌公司的承包费转为由丰达公司支付,并列入丰达公司对界涌公司的应收款项目;2009年之前百达洋行多次以各种理由要求界涌公司减低固定利润的金额,实际上未按照书面约定支付。百达洋行则主张界涌公司要求以支付土地租金的形式将固定回报提升至上百万元,双方未形成一致意见。

2005年3月10日,界涌公司、丰达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内容为委派陈永辉、罗鹏结任丰达公司董事会成员,辞去罗寿棉、郑华少在丰达公司董事会的一切职务。

2013年11月29日,界涌公司复函丰达公司称,界涌公司不打算再委派人员担任丰达公司的法人代表及董事会成员,请尽快办理丰达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会成员变更事项。

2014年3月28日,百达洋行向界涌公司发出文件称,2008年起界涌公司董事长一直未依合营章程第八章召开丰达公司董事会,更换界涌公司股东名称、派出董事长和董事,请求界涌公司董事长尽快召开董事会议决改组新一任董事会和相关事项,使合营企业能正常营运。

2014年4月2日,百达洋行向界涌公司发出书面文件称,2005年3月10日界涌公司发来信函后,没有配合向外经贸部门提交董事会决议(提名更换的罗鹏结在界涌公司提名后已离职)和必要修改章程所需文件,因此未能向工商登记机构办理变更手续,工作一直拖延至今。

2014年4月11日,百达洋行书面向界涌公司请求尽快召开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界涌公司向百达洋行发出《就继续合作提出变更等事项的函》,主要内容是:1.丰达公司董事长一职须由界涌公司人员担任;2.由于委托经营期已期满,应尽快签订新委托协议,明确每年上缴界涌公司的利润款为100万元,合作期满后丰达公司和百达洋行必须放弃丰达公司的所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由界涌公司根据留用地相关规定进行处理;3.每年的三月份向界涌公司提供丰达公司上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

2014年4月18日,百达洋行回复界涌公司称,丰达公司董事长职务一直由界涌公司代表担任,无需改变,希望界涌公司迅速提交具体人选,继续积极履行法人代表义务,并尽快召开董事会;委托经营已不符合国家政策,多年前期满后合同已不存在,界涌公司要求每年100万元的固定利润没有依据,丰达公司的利润应按双方股权比例进行分配。

2014年4月24日,界涌公司书面向百达洋行提出变更丰达公司中界涌公司的董事人员,继续由界涌公司董事人员担任董事长,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要求。百达洋行于2014年5月28日回复界涌公司,建议丰达公司改为共同管理、共享盈亏,董事长由董事会以民主选举方式委任。界涌公司随后回复百达洋行,主张丰达公司的董事长必须由界涌公司代表担任。

2014年7月30日,百达洋行书面通知界涌公司,要求界涌公司配合办理丰达公司商事登记事宜,提供办理界涌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所需的材料。界涌公司回复称问题未能解决的责任在于百达洋行。

2014年9月1日,百达洋行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界涌公司配合办理丰达公司商事登记涉及的相关手续并赔偿百达洋行的相关损失。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该案并作出华南国仲深裁[2015]274号裁决,裁决界涌公司配合百达洋行办理丰达公司商事登记涉及的相关手续、向百达洋行支付加工费80万元及百达洋行因该案支出的律师费等55000元。2017年,百达洋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华南国仲深裁[2015]274号裁决,至2018年4月23日,华南国仲深裁[2015]274号裁决尚未执行完毕,丰达公司亦未完成商事登记变更。

2015年3月12日和2017年5月19日,罗寿棉两次书面向界涌公司提出辞去丰达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申请。

2017年5月19日,界涌公司书面通知罗寿棉称,界涌公司已于2005年3月30日书面通知丰达公司和百达洋行不再委派罗寿棉和郑华少担任丰达公司董事,但2005年3月31日后罗寿棉仍多次代表丰达公司签署文件,现界涌公司通知免去罗寿棉担任的丰达公司董事一职,于2005年3月31起生效,撤销罗寿棉担任丰达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委派,即时生效。

2017年6月20日,界涌公司就其委托陈永辉、肖新华担任丰达公司董事、委派陈永辉担任丰达公司董事长一事书面通知百达洋行,请百达洋行配合丰达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事项。百达洋行于2017年6月21日书面回复界涌公司,主要内容是:1.界涌公司用堵门、堵路等方式围困丰达公司厂区长达半年之久,至今没有解决,造成丰达公司经营瘫痪,给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双方投资人造成重大损失,界涌公司应尽快结束对丰达公司的围困、停止侵权行为。界涌公司停止对丰达公司提供自来水达两年之久,也给丰达公司造成重大困扰,亦应一并解决。如不解决界涌公司围困、封堵丰达公司厂区问题,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2.工商登记必须有公司全体股东签名,因此,双方首先要召开股东会,由股东会决定丰达公司重大事项变更。

2017年6月28日,界涌公司书面通知百达洋行和丰达公司,要求将丰达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移交给新任的丰达公司董事长陈永辉。百达洋行收到该通知后,于2017年7月10日函复界涌公司,内容与2017年6月21日的复函相同。

2017年8月25日,百达洋行向界涌公司发出《关于尽快解除对丰达制衣厂围困,开展丰达制衣厂抗风救灾的意见》,称丰达公司厂房因2017年8月23日的台风遭遇重大灾情,但界涌公司组织相关人员于2016年底围困丰达公司厂区至今,焊死厂区大门,人员不准进出,丰达公司无法进行自救,灾情不断扩大,保险公司已放弃对丰达公司厂区财产的保险,希望界涌公司尽快解除对丰达公司厂区的围困,以便丰达公司尽快开展抗灾自救工作。

一审庭审中,百达洋行陈述,2014年界涌公司鼓动村民围堵丰达公司后,珠海市香洲区及镇政府、香洲区国土分局等介入调解,但因为界涌公司的诉求违反法律和双方的合作合同,故双方没有达成和解。百达洋行和界涌公司均认可2016年双方曾在政府主持下进行协商,界涌公司要求解散丰达公司,百达洋行主张收购界涌公司的股权,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均认可2016年12月至今,丰达公司厂区一直处于被围堵状态。

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进行调解,界涌公司提出在解散丰达公司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百达洋行不同意该方案,表示愿意全额收购界涌公司的股权。

本案审理过程中,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赵进利律师、郭洋铭实习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加盖有丰达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4日的《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申请以丰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加本案诉讼。《珠海市丰达针织制衣厂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罢免罗寿棉的丰达公司董事长职务;2.聘请委托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赵进利律师、郭洋铭实习律师代理参加丰达公司所涉相关诉讼。前述董事会决议所附会议记录记载,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副董事长黄炳深,参会人员包括黄炳深、徐棣炫、乔春鸾、李卓超(代表黄素琼董事)。界涌公司主张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长召集,前述董事会决议不符合丰达公司合资合同和章程的规定,为无效文件,两位律师无权代表丰达公司进行本案诉讼,罗寿棉是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代表丰达公司的意志。百达洋行主张界涌公司已经免去罗寿棉的职务,且罗寿棉在界涌公司有股份,与界涌公司有利害关系,其不应代表丰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罗寿棉表示其不同意百达洋行用丰达公司的公章委托代理人。

本案审理过程中,百达洋行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理由是百达洋行已于2018年4月20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界涌公司违反《合同书》构成违约,且其放弃在丰达公司的一切权利,丧失作为丰达公司合营者的资格。若上述请求得到支持,则界涌公司将丧失丰达公司合营者资格,不具备提出本案诉讼的资格。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该中止审理

界涌公司目前仍为丰达公司的股东,持有丰达公司13%的股权,据此,界涌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百达洋行以界涌公司未来可能丧失丰达公司合营者资格而要求中止本案审理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赵进利律师、郭洋铭实习律师是否有权代理丰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

根据丰达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且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各有至少一名董事出席方能举行。2017年界涌公司书面通知百达洋行不再委派罗寿棉和郑华少担任丰达公司董事,委派陈永辉和肖新华担任丰达公司董事、改为委派陈永辉担任丰达公司董事长,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丰达公司董事会成员已经完成变更手续。从赵进利律师、郭洋铭实习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董事会决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此次会议系由丰达公司董事长召集的,且此次董事会没有界涌公司委派的董事出席,不符合丰达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的条件,界涌公司对此次董事会形成的决议不予认可,据此,此次董事会所形成的关于委托赵进利律师、郭洋铭实习律师代理丰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董事会决议为无效决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赵进利律师、郭洋铭实习律师作为丰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仍登记为罗寿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的规定,罗寿棉有权代表丰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

三、关于本案适用的准据法

百达洋行系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的企业,本案为涉澳公司解散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丰达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人,其是否具有解散的事由,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予以认定。

四、关于丰达公司是否具有解散的事由

首先,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公司是否存在僵局以及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实质条件,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公司法没有限制过错方股东申请解散公司,因此,即使界涌公司对丰达公司僵局的产生具有过错,其仍然有权依据该条规定请求解散丰达公司。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该条款所规定之“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主要是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和决策机构由于股东或董事之间的矛盾发生运行障碍,无法按照法定程序就公司事务作出有效决议,以致公司经营及内部治理陷入瘫痪的事实状态。在界涌公司委托百达洋行经营丰达公司的协议到期后,双方长期未能就股东参与丰达公司经营管理的模式、利润分配等问题达成共识。同时,根据《合同书》的约定和丰达公司章程的规定,丰达公司未设立股东会,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决定丰达公司一切重大事项。丰达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且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且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各有至少一名董事出席方能举行。界涌公司欲委派新的人员担任丰达公司董事长和董事,但界涌公司与丰达公司就变更董事会成员一事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百达洋行2014年3月28日发给界涌公司的文件可知,至迟自2008年起,丰达公司就未召开董事会,作为丰达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长期无法合法地召开会议,更无法就丰达公司的经营管理等事务形成有效决议,属于公司僵局的情形。

再次,《合同书》约定了履行《合同书》过程中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偿因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如违约方逃避赔偿责任,经书面通知仍不来解决,则视同违约方放弃在合营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营企业,守约方可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批准解散丰达公司或申请批准另找合营者承担违约方在合营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百达洋行已经申请仲裁请求认定界涌公司放弃其在丰达公司的一切权利,但该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目前尚无结论。即使认定了百达洋行有权寻找新的合营者取代界涌公司,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合同书》主体的变更和丰达公司股东的变更。丰达公司的僵局至今已经持续多年,丰达公司厂区被围堵亦已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丰达公司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则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而且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的股东利益也会在持续的公司僵局中逐渐耗竭。如果丰达公司无法摆脱目前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都将遭受重大损失是可以预见的趋势。

最后,界涌公司在其起诉状中明确表示绝不参加与百达洋行的股东会,也不参加丰达公司董事会,也即是说,即使丰达公司继续存在,但基于界涌公司拒绝再参加丰达公司董事会的态度,丰达公司的僵局仍会持续。界涌公司怀疑百达洋行侵犯丰达公司及界涌公司利益,百达洋行则认为是界涌公司组织村民围堵丰达公司厂区,界涌公司与百达洋行之间已丧失信任,失去合作的基础。在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就丰达公司的利润分配、董事变更等问题发生矛盾后,珠海市香洲区主管部门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均无果。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调解,界涌公司坚持解散丰达公司,不接受百达洋行提出的由百达洋行收购界涌公司股份的方案,双方仍无法形成一致意见解决丰达公司目前的僵局。

综上,丰达公司长期处于僵局,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必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界涌公司与百达洋行又无法通过协商等途径打破僵局,丰达公司符合解散的条件,对界涌公司所提解散丰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解散丰达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丰达公司负担。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界涌公司二审提交了《关于是否坚持主张解散丰达公司的投票结果等详细记录》、界涌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说明拟证明界涌公司股东即村民要求解散丰达公司,提交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2018)粤0491民初79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罗寿棉有权代表丰达公司参加诉讼。百达洋行对投票结果及《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2018)粤0491民初795号民事判决书以不具有关联性为由不予认可。

另,界涌公司和百达洋行均向本院出具书面回复意见,表示双方无法达成和解。

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解散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结合法庭调查情况,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罗寿棉代表丰达公司进行诉讼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以及丰达公司是否应予解散问题。

关于罗寿棉代表丰达公司进行诉讼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虽然,罗寿棉曾提出辞去丰达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界涌公司也曾书面通知丰达公司和百达洋行不再委派罗寿棉担任丰达公司董事一职,但丰达公司并未就变更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事宜召开董事会并形成有效的董事会决议,也未就该事项变更工商登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应依法登记的规定。根据丰达公司的章程,目前,丰达公司不能形成有效的董事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丰达公司的登记法定代表人仍为罗寿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的规定,罗寿棉可以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未违反法定程序。需要注意的是,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以工商登记为准,而本案争议的冲突双方实为丰达公司的两位股东,即百达洋行和界涌公司,罗寿棉为界涌公司指派的丰达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在本案纠纷中,不能仅以罗寿棉的陈述来代表公司的真实意志。

关于丰达公司是否应予解散问题,因百达洋行系在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企业,本案具有涉澳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对该争议问题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东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条规定并未限制过错方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权利,因此,不论界涌公司是否对丰达公司陷入僵局具有过错,其作为持有丰达公司13%股权的股东,有权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本案应着重审查的是丰达公司是否同时具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三个条件。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界涌公司并未实质参与丰达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委托经营方式参与丰达公司的利润分配,在双方之间的委托经营协议到期之后,双方并未能就如何经营管理丰达公司达成新的协议,恰恰相反,两个股东即界涌公司与百达洋行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双方一直无法就委任丰达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变更董事会成员达成一致意见;自2008年起,作为丰达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长期无法合法地召开会议,无法就丰达公司的经营管理等事务形成有效决议;可见,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失灵,合营企业长期无法正常经营,且界涌公司与百达洋行之间处于僵持状态,无法就继续经营管理合营企业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任僵局状态存续,将造成公司股东利益更大的损失。因此,本案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解散情形,一审判决解散丰达公司并无不当,百达洋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至于丰达公司的经营管理陷入僵局其责任是否在界涌公司一方,界涌公司是否应赔偿百达洋行损失属于另一法律争议,本案中不予审处,百达洋行可另循法律途径寻求救济。

综上,百达洋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百达洋行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洪堂

审判员  张怡音

审判员  辜恩臻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法官助理高静

书记员潘万琴

赞赏支持